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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启示录

尽管那场国殇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那些血腥的、令人发指的场面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依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想弄明白50年前在华夏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闹剧,是悲剧,是浩劫,是灾难,是国殇,是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眼泪。这场残酷的浩劫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正是这场毛泽东发动的灾难让中国人道德沦丧。文革将人性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同时揭示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匪帮至今不愿承认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却把发动文革的责任推到了“四人帮”头上。四人帮不过是毛泽东的打手;毛泽东才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大谈民主争取人心;成功夺权后,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宗亲组织和经济组织,并且还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清除中共党内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发展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大大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中国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打下了一个抵御民主制度的根基。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后,那么多人为了争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都牺牲了,到现在中国依然没能实现民主,这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因为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发育出的政治、经济、法律、宗亲组织全部都扼杀和破坏了,所以使得中国的基层社会缺少民主的元素。220年前法国《人权宣言》就指出:无视、忽视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毛泽东的一生是用尽暴力和谎言的无耻的一生;是用尽卑鄙无耻的手段争夺权力的扭曲的一生;是杀害无数中国人民的罪恶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毫无人性的毛泽东竟然被中共奉为至宝,至今仍将这位毛腊肉的照片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至今毛腊肉的僵尸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中共招魂。只要毛泽东的相片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8000万死难同胞的冤魂就不能安息。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4500万同胞被活活饿死。之后的七千人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利;于是,毛泽东为夺回权利而发动文革。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及宣导个人崇拜。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现时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准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多所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氏的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责备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实际宣告,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冲突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等组织,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攻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造成全国混乱局面。

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率先响应,受到压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学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万个组织的71万人次到北大。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覆信、8届11届全会的“十六条”,先后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仍未打破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对文革抵触、控制的态度、做法。

8月18日、8月31日,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渴望带回不同于地方当权派压制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破四旧”,达到了“天下大乱”。大串连造成的革命氛围,使学生红卫兵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进入自己确定行动目标的无政府状态,虚假的自由、崇高感,刺激了革命造反、打破修正主义党政体系的想象。与毛泽东1966年6月10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预期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毛泽东最擅长的便是搞破坏,并且是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正常秩序,让一片原本宁静的土地彻底动乱起来,让中国人民原本宁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让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训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都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都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管道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看来,在任何情况下,共匪的干部都是享有特权的。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都市青年是随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都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中共官方对这场运动作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共的鬼话根本无法相信。真实原因乃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都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是毛泽东的分而治之策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档案“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九一三事件死亡。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指出:“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孔子在家族中排行第二,在运动中被辱称“孔老二”。当时中国大陆各地的孔庙及相关文物古迹因此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当时很多学者由于拒绝批判儒家学说,而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迫害。共匪批孔扬秦乃是对人性和良知的淡漠。

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匪首毛泽东发动文革夺回权利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他的权力并不能让他多活一分一秒;并且毛腊肉死后不到一个月,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就锒铛入狱。这真是咎由自取,作茧自缚。

这场浩劫留下了严重的文革遗毒。文化大革命残害了当时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武斗,是文革中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对文斗的武装冲突。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最早在上海开始,后扩大到全国。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武斗是群众造反夺权的结果。

全国最大一场武斗是1967年7-8月间在重庆发生的杨家坪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谢家湾地区作为主战场,大受破坏。重庆武斗中甚至使用了军舰,涪陵地区武斗因为当地驻军介入炮舰轰击城区,完全是正规战争的打法。

而“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红卫兵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

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份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并且是被非常残忍的手段处决,例如:张志新、林昭、李九莲。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份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训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组织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准文化素质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准。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

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准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现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责备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艺文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扬秦,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的名义排斥一切,事实上,他这个“无产阶级政治”,既不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政治性,因为它根本没有让群众有公权,而只让毛僭取了重要政治问题的决定权。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丧失,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受到迫害。1975年发生的沙甸事件中,发生了整村武装反抗事件,后遭到镇压。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破四旧”活动将中国都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

文革摧毁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这场浩劫将人性中的恶和破坏欲被释放出来。这场人为的灾难彻底摧毁了人性;当人性和道德被摧毁,法律和社会秩序消失,人们的心理被扭曲,人们的狂热思想、作恶冲动和破坏欲被释放出来,那么就会出现花季少女用皮带把老师活活打死,女儿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这样的用人间的伦理道德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全面的、彻底的、系统性的反思文革刻不容缓。最重要是让中国人民记住那段残酷的、血腥的、荒唐的历史;以确保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人们担心五十年前开始的那场文革将会以某种管道重返中国,主要不是由于毛左们违反理性的声调越来越高,人们担心的是中共的所作所为。毛左的死灰复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共当局对他们歌颂文革行为的投鼠忌器,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鼓励和纵容。中共不仅至今拒绝以任何形式对文革进行真正的反思;而且中共近些年来重新强调的那一套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理政风格,都令人感到与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的作为似曾相识。彻底的反思文革要做的首先是揭示真相,让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距离文革很远的年轻人真正的了解那段历史。

中国需要的不是简单地肯定和否定文革,它需要揭示历史真相,深刻反思文革的成因。只有经过真相支持和理性思辨之后的肯定或者否定才具有说服力,才能形成民族的记忆。中国人对文革以及作为文革思想基础的毛主义进行反思的需要,如同二次大战后德国人对纳粹运动和作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基础的纳粹主义进行反思一样的重要。没有反思,德意志民族不能在世界上重新站立;同样,没有反思,中国人则永远是政治思想上的侏儒,中华民族永远无法迈进现代文明。

有人说文革中的多数人参与作恶是“觉悟”低下,有的甚至是被迫为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人的“觉悟”如此低下?使得那么多的中国人能够被胁迫作恶呢?

中国人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积极“自觉”地阉割自己的独立精神,具有创造力地对他人进行“诛心”讨伐和对自己进行抛弃尊严的“斗私批修”。不反思文革,那些被出卖的灵魂永远无法得到救赎。

中共邪党至今阻饶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共至今仍将文革的发动者奉为精神领袖,反思文革将导致对其在政治上、道德上进行彻底清算,从而影响执政的合法性;二是产生文革的那些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共用来治理中国的基础,反思文革将会令中共失去统治基础;三是反思文革必然唤起中国人民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追求,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这些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至人们对极权制度的怀疑和反叛。

但是,一个对领袖疯狂盲从、对别人肆意加害、对自己抛弃尊严的民族,如果不进行反思,对自己、对后代、对历史、对文革中的死难同胞和他们的亲人都是无法交代的,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步入现代文明和融入世界的一个巨大障碍。

阻饶中华民族通过反思文革得到重生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邪党。不反思文革,中华民族没有前途;反思文革,中共就要下课。这种局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那就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不一致!

要想全面的,客观的,系统的反思文革就一定要从文革的根源入手。发生文革这场民族悲剧的根源就是制度。中共魔党拥有一整套反人性,反伦理,反道德的邪恶思想,共匪的一党专政制度就是毛腊肉得以发动文革的土壤。中共邪党依靠谎言和暴力夺取政权,有的是不讲道理,卑鄙无耻,泯灭人性的统治手段。中共匪首毛腊肉崇尚的就是这些共产党暴力美学,从而大规模发动人民群众为其争夺权力的政治目标服务。

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中国人民一定要正确的认识历史,从制度上反思文革。只有摧毁中共一党专政制度;把毛腊肉的相片从天安门城楼上拿走,把毛僵尸一把火烧掉,彻底驱散毛泽东的邪灵;彻底的消除发生文革的土壤;让自由民主之花在华夏大地上绽放;让文革悲剧不再重演。

于民国105年5月28日

《黄花岗》2016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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