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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就是一直不能下决心实行民主

近日,对中国大陆网民而言并不陌生的沈大伟先生又发表了文章,在文章结尾处,就“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是这么说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有没有这个信心,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

再拙笨的民主也胜过最高明的独裁

沈大伟的“政治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简单至极,就是一人一票,司法独立、结束一党专制,解除报禁、党禁,实行新闻、言论、出版、结社、组党自由,一言以蔽之,即实行民主。中国的问题当然多多,但根本问题,借用韦君宜作于晚年、也是她最有影响的著作《思痛录》中一篇《结语》里的半句话,那就是中国的统治者:“还不能下决心民主”。毛时代当然不用说,邓小平下不了决心(非但自己下不了决心,还把想走民主道路的胡、赵干掉了),江、胡下不了决心,习近平更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专制独裁道路,不可能实行民主。

韦君宜从1976年就“开始秘密写作部分篇章”。《思痛录》出过两个版本。第一次是1998年出的简本,12万多字,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有多少人帮忙。第二次是“2012年,在韦君宜逝世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也得乎2012年出版了,放到今天,这“增订纪念版”还出版得了吗?本人在网站上搜索,准备邮购这本“增订纪念版”时,有的网站就明确告知:此书已下架。“下架”是什么意思,往往就是接到什么人的电话或通知:此书不许再卖。还好,中国图书网尚未“下架”,终于通过银行转账,邮购了这本近五年前出版的《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也正是在这增订纪念版中,读到了《结语》这篇不可多得的千字文。

文末署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知道,也就在这个日期的四天前,人民日报发表了后来引发更大学潮的“4.26”社论,即《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学生反腐败、要求民主,称之为“动乱”,并最终导致发生“6·4”事件,开了枪,也不知有多少无辜学生及市民丧了命。现在想来,之所以有韦君宜这篇《结语》,合理地猜想,当年生活在北京城的韦君宜,未必没有感受到学生要求民主而统治者“还不能下决心民主”的“中国国情”,这让她忧心忡忡。

今年是韦君宜辞世十五周年,你从这篇不过千字文的《结语》中也可看到,也不知经历了多少“炼狱”后的韦君宜是多么地希望这个国家能结束专制独裁,实行民主哦。

在这篇短文中,她一再强调民主,念念不忘民主,而且有些话是像我这样一个对民主如此关注的读者迄今在别处也不曾读到过的,因此感觉很难得。比如她认为:文革之后虽然“像过去那种无故株连,扣帽子一扣几十年,送进监狱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了”,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在罪证不充分的时候还有随手指人为反动之类”,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还不能下决心民主”。

也就是在这篇《结语》中,她说出了让我感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芒四射的话:“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

只此一句,表明韦君宜当时的内心是多么地盼望民主,痛恨专制独裁,可又由于自己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跟着中共打江山的老革命者,只能把话说到这里。试想,倘若让她来来写“民主是个好东西”,也一定有千言万语,道不完的感慨。《结语》最后一句还是不忘民主,并期盼中共:“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

这些话都是在距今近二十八年前说出的,作者也已去世近十五年了,她也许不会想到,近三十年后,她的期盼仍然落了空,她所寄托的政权还是没能“下决心”,因此,中国大陆的民主,哪怕是“最拙笨的民主”也没有实现,甚至反而比她生活的时代更加专制独裁。如果她还活着,真不知该有多痛苦。

周有光一定是带着嘲笑走的

说到民主,又想起刚去世不久的周有光先生。几年前当采访者问到“政治方面的发展”这个话题时,周有光说:“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中国,有民权国家,像欧美。”可见,周有光是把中国定义为“专制国家”的。

本人读他的书不多,可哪怕只读过他一本《朝闻道集》,你也能从那字里行间看到周有光对民主制度的歌颂,对专制(包括开明专制)独裁的“嘲笑”和批判。比如他说:“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的制度。……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闵按:然而没有中国)……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的老革命家也糊涂了,一下子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俄罗斯退出了历史的误区。……全世界都在震惊,唯独苏联人民人人保持冷静!有74年的亲身经历,他们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不用说,“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还有中国亿万民众!

尽管周有光书中有些文章是在谈苏联,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跟1991前的这个“老大哥”又有多大区别呢?104岁那年周有光发表文章:中国“一党专政,放弃阶级斗争,实行开明专制,适合容易满足的芸芸众生。引进自然科学,抵制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例外。控制出版,不难偷看香港刊物。……历史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发展水平。”

汉字就是这么奇特,在这里,历史学者用个“已经”,看着像褒义;若是用个“才”字,说中国到今天“才”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水平,国家领导人听了该是怎样地扫兴。可以想像,周有光在写这些文章时,未必不带着嘲笑。

周有光先生以一百一十二岁高龄离开这个不知他是否喜欢的世界,转眼已有一个多月。自他去世之日,自己就一直在想,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改朝换代前,周有光明明已到了美国,他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回到大陆?周有光有什么理想?这些问题其实都应该好好研究探讨。但从他去世时的气氛,就知道,这个社会连这样一位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老寿星”辞世,也不能让喜欢他的人去看他一眼送他一程,真不知道统治者害怕什么,或者说,一个政权如果害怕到这等地步,那么这个政权不管依靠什么也是断难长久维持下去的。与其天天忧患别人“颠覆”,不如多想想自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不然,我就想问一句:周有光难道也像在“五丈原”死去的诸葛孔明,有那么大的神力?真是太搞笑了(请浏览到这里的网友原谅老闵的不严肃,实在忍不住)!

这些,周老在天堂知道否——设若知道,又作何想?反正他也不会再“嘲笑”再批判了,再也不会有署着周有光名字而同样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新的文章出现在读者眼前!对这个国家而言,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哦。每年送走这个“家”那个“家”时,总说这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可在自己看来,失去那有些“家”们都不如失去周有光这种人损失大。

周有光去世后有一天,再次读到他生前接受别人的一个采访。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回答:“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国民党呢,不会宣传工作,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笨得很。国民党是跟着美国、英国走。中国那时候是两条道路,一条就是亲苏,一条就是亲美。国民党取消厘金、收回租界,做了很多好事情。国民党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它后来和共产党斗争,有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对普通人没有什么影响的,不是普遍地反对知识。”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这段话中有一句是“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我的理解,就是这些年,像周有光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陈寅恪等,早年那是何等见识,可为何还要留下来而不走呢?要知道,像他们这些人包括周有光,几十年间,也不知受到多少人包括一些中共官员的讥笑。其实,且不说那有些人怎么能理解他们内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又理解多少他们的善良甚至天真呢?这能怪他们吗!能吗?!周有光们不过是相信了一个党派在夺取政权前信誓旦旦的承诺,受了欺骗而已。

至于周有光回答“没有”,若不能说是“违心之言”,那么,这个“没有”,就很可能是他对当年善良、天真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如果“后悔”了,那也就等于说他们当年的善良、天真以及讨厌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追求自由民主是假的是错误的;可你怎么能说他们当年讨厌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和追求自由民主是假的是错误的呢?周有光不想自欺欺人。

1949年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洗脑灌输的国民,包括“新一代知识分子”,很难理解当年生活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们,总认为,跟1949年后相比,那时的民主已经好到天上去了,至少允许民间办报,不会让“媒体姓党”,民主党派也绝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更不会像后来那样,完全仰中共鼻息,如此这般,包括鲁迅、闻一多等在内,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意见,甚至不论从客观或主观上都对颠覆所谓的“蒋家王朝”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其实正说明,1949年后的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追求的弱化,对新政权的幻想,尤其对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神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思痛录·增订纪念版》正文前黄秋耘先生的一段话得到印证:

“《思痛录》值得一读,而且不可不读。因为从这样一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一个时代的人情世态以至政治风云。它不仅是一部勇于揭露黑暗的书,而且是一部‘孤愤之书’。蒲松龄自称他的《聊斋》是孤愤之书,其实《思痛录》的孤愤还千百倍于《聊斋》,它不仅把千百万普通人都写成牛鬼蛇神,而且这些‘普通人’也竟被逼以‘牛鬼蛇神’自居,一点也不想反抗。”

面对暴君的专制独裁,“一点也不想反抗”,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共统治下的亿万生灵,包括几十几百万大小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可悲可叹!

周有光十分清楚,他看不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但他明确表示:不悲观。就像多少年前人类建立政府一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自己,而不是为了政府;而现在追求民主自由,就是强迫政府要实现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所以说,对于民主,周有光断言:“逃不过的,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否则,那些“一点也不想反抗”者的千千万万的后人们,他们绝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甘心受奴役,而是一定会起来反抗,甚至是激烈地反抗。

201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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