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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门关下的徘徊——被遗忘的516

(作者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留校。本文记载作者及其同事在1971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遭遇。——编注)

1971年大年初二的下午,栗乃志到家找我,要我和他去看望一个工人学员,西安262厂的林秀臣,他家在沙滩附近。然后,又到东四5条去看望物9的曹同乐,他正好从鞍钢回来与清华的同学陈怡结婚,在同乐家,吃过晚饭,各自回家。

这是我和乃志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活动。我父亲见了他后,还对我说,乃志眉宇宽阔,是个沉得住气,能做大事的材料。但是我仿佛觉得,乃志那天,似有心事,不象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快言快语。或许,他当时已经从清华校党委会上获得了一些信息,感悟到大难即将降临,比我提前挎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惜,他没对我说什么,10天后就仓促地走了。

1971年2月1日,星期一,从平安里乘班车来到昌平的北大200号后,发现气氛不大对头,有点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感觉。在全连大会上,军代表作了动员,要轰轰烈烈地开展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伟大运动。警告我们的连队就有不少516兵团的成员,必须老实交待,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516集团的重大罪行是反军乱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

会后,工宣队的小李师傅立即找我谈话,要我老老实实交待各种罪行。我一下子傻了眼。一年前,我曾通过反反复复的政治争斗,悟出了三句警语,即从年轻时开始注意,一不犯政治错误,二不犯经济错误,三不犯生活错误。有了这三条,我就可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地做人。怎么一下子让我交代起罪行来了。我开始还觉得,这或许是种误会,不知不觉地做过什么错事,检查一下就完了。于是,开始了长篇的回忆,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写到工宣队进校,斗私批修。把五次去南昌办联络站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工宣队不相信我的交待。成立了专案组,和几个人组成的专政小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由。这时我才感到没那么简单,大概真的完了,但还是停留在“墨悲丝染”的天真水平上,担心会给我的历史上留下个污点。

局势进展得很神速,一两天的时间,我已经不能坐下来写检讨材料,每天要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回答问题,交待罪行。当我说我出身贫穷,能上大学,感谢党,而且争取入党时,他们就指着我狠狠地说,你是要混进党内。当我说我到赣南营前的独立营去促进军民关系时,他们就说我要当营长。时不时地有人领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王克斌老实不老实?”,“不老实!”,气氛之热烈与冷酷,让人不寒而栗。

我的专政小组有新工人(70届毕业生)蔡建新,他是最积极和最可怕的,还有杜彦从,王东光等;干部里有刘桂林,他是背后出点子的;数学教师武继玉,还有几个海军,陆军,和工农学员。经常在半夜里,两点钟左右,被揪出去批斗。蔡建新和刘桂林似乎欲置我于死地,我当时认为,大概因为他俩都是414的人,对井冈山团派有怀恨之心,而且蔡建新向栗乃正争取过团支部副书记的位置,没有如愿,把我整垮对他是个机会;我们几个新工人在反右倾回朝时伤过刘桂林等知识分子干部,这次运动是再好不过落井下石的好机会,还能落得运动中积极热情的评价。

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插队的农民学员黄玉兰。拉练期间,她亲眼看到,我是如何地虚心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不怕吃苦,和她一起宣传鼓动,应当算是战友了。可每次开斗争会,她都按耐不住对我的刻骨的阶级仇恨,带头高呼着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我大惑不解。除玉兰,陆军262部队的刘树坤,张殿勤,北综厂工人师傅孙宗胡,海军干部陈新华也都是旗帜鲜明,铁面无情的。尤其是那个湖南人陈新华,他在审问时,会让你觉得受了侮辱。

楼道里每天战鼓隆隆铮铮作响的都是针对敌对分子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整个宿舍楼像是被泼了一层发烟硫酸,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浓烈气味。让你觉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却无处栖身,只好束手待毙。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和“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从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一个紧跟毛主席的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一下子沦落为反革命,吃饭、睡觉都像犯人一样被人看守着,不分昼夜,随时揪出来批斗,厉声审问,拍桌子瞪眼。我不光是接受不了,简直是一种折磨和煎熬。这些精神上的折磨让我坐卧不宁,乱了方寸。当时我一怕姐姐、姐夫知道这件事,给他们造成麻烦,她们都是党员。二来忽然想到,串联时我因为好奇,留下了几粒半自动步枪的子弹,这的确是说不清的大问题。由于恐惧,疑虑和不安,造成了精神上的混乱,失去理智和判断能力。一天夜里,大概凌晨3点左右,我正面对10几个人的无情批斗,刘桂林来到敞开的批斗会门口,和办案人员交头接耳,切切私语,但又隐隐约约能让我听到一些。我误以为他们把我姐姐和姐夫找来了,这意外的精神冲击,使我成了被夜审的潘洪,失去了控制能力,哇地一声,哭了。说“我交待。”于是,我把那几颗子弹的事说了出来。刘桂林的招数果然见效,斗争会胜利地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我在蔡建新和王东光的押解下去抄家。父亲和母亲都在屋里坐着,见我低头不语,神情呆滞,知道我犯事儿了,眼睁睁地看着我打开一个木箱,两位解差一件一件地搜寻着可疑的物品。父亲患有半身不遂,本来手就哆嗦,这下哆嗦得更厉害了。蔡、王二人搜出一把我在武斗时用锉刀磨成的匕首,在江西串联时写的文章的底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歌词,乐谱,一盘录音带,一个红五星解放军的帽徽,一张军人通行证,和联络站的印章。可是没发现子弹,我问父亲,见过几粒子弹没有,他颤微微地说害怕出事,早就扔到天坛北门的茅房坑里了。

然后,父亲和母亲焦虑不安地看着我被押解着走出家门,连一句话都没敢说。我这时才感到一场生不如死的感觉,在公共汽车上,就想着用什么办法来结束这条失去了希望的生命。在昌平等公共汽车时,我想钻到一辆大卡车的下边,来个撞死,简洁,痛快。于是我借口要到对面的厕所去小便。可是,蔡、王二人紧贴着我,不离身,让我失去了死在路上的机会。

回到北大200号的宿舍后,我计划着用一根背包绳,一头挽过来系个活套儿,套在脖子上,绳子绕过枕头上边的床棱,当成一个定滑轮,再把另一端系在右脚上,入睡时右腿弯曲,等睡着后,不知不觉地往下一伸右腿,把自己在睡梦中勒死。正在我思虑着何时动手的时候,大约半夜一点多钟,楼道里传来了大嗓门的武继玉的叫声,‘栗乃志跑了,栗乃志跑了’,整个楼道顿时骚动起来,过了几分钟,传来了栗乃志跳楼自杀的消息。我的宿舍马上增派了几个海军学员,一起严密地监视着我。

我顿时失去了控制能力,再也躺不住了,只穿着短裤和背心,站在宿舍里,当着几个看守的面,觉得浑身上下一阵哆嗦痉挛,上牙和下牙不住地嘎嘎碰响,那时节,我说不清是害怕死亡的突然降临,还是痛惜失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还是因为我差一点死在了栗的前面。相比之下,乃志死得壮烈,我过于犹豫,晚了一步,苟且偷生。乃志人没了,但他的精神还活着,我人活着,可精神上却已经死了。应了中国人常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思念着好友乃志,却不敢流出半滴眼泪。

第二天一早,全连开了大会,有好几个人发言,口诛笔伐,声讨栗乃志。骂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和人民对抗到底。与栗乃志素有芥蒂的军代表王贺宇宣布开除栗乃志的党籍。那时的领导和革命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见了棺材都不会落泪。一个大学毕业刚刚半年的小伙子,就是有罪,也罪不当诛啊。他失去的不仅是生的权利,他也失去了死的自由。会后,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姓王的教师指着我说,“吓了你一身汗吧。”他说对了。

然而,整死了人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专案组色厉内荏,改变了以往气势汹汹的打压手段。栗死后的那个星期六的上午,蔡建新过来问我,想不想进城回家,我说,“你们让我走,我就走。”乃志的死带来了我的自由。如果没有他的以死相拼,我可能两个月甚至半年也回不了家了,那时,我的老父,老母大概也会因担忧害怕而过世。

不管栗乃志的主观动机如何,他是我,也是我家的大恩人。这几十年,无论走到哪儿,我也没忘过他。在那次清查中,连队里整了10来个人,包括一年前跳进地沟淘粪尿的4个新工人,何元金,张良驹,栗乃志和我,还有原来414派的周宏余、桂立明等。栗和我的问题最严重。我的主要问题在于成立井冈山兵团驻赣联络站,全校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军事调查提纲就是我在江西翻印的,不知是联络站的哪位同学把它交了上去。但是反军乱军的事情,我们一件也没有做过。

专案组的人还跟我说过,我们江西联络站的账目是最清楚的,抄家时发现的那盘录音带都是和地质学院争夺办三司联络站的长途电话录音,也没有什么反革命证据。回家后,我对姐夫讲述了这次进了鬼门关的不幸遭遇,他形象地引用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跳车的没有,可疑分子的不少。”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516兵团,也不知道哪个人真的加入过这个组织,一笔糊涂帐,造成了那么多屈死的冤魂。

痛定思痛,为什么栗乃志会死在我的前面,大概是因为他的心理压力大,他不仅是纳新党员,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因而他将要失去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包袱太重,压力太大,因而横下一条心,走上了不归的路。

而我连党都没入上,没有政治上的负担,大不了,我一辈子入不了党,但我还是原来的我。再加上,想到抄家时,含着眼泪,满面愁容的老父老母,他们还得靠我去瞻养,因而在自我了结时顾虑多,下不了狠心,让乃志抢到了前面。幸亏去年夏天因为有人贴给我父亲一张大字报,我没有领到入党志愿书,因而没有被开除党籍的心理负担。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感谢贴大字报的作者,虽然他想加害于我的父亲,虽然让我永远地失去了入党的机会,但是帮我留下了一条生命,也留下了我们一家人的温暖。

听专案组的华如星说,从日记里发现,乃志在九大后思想一度灰暗,因为他妹妹那时自杀身亡,家里还有孀居的老母。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两个孩子都死了,白发连哭黑发两次,好不凄凄惨惨戚戚。乃志死后的当天,尚未收尸时,他的在白氏坊工作的党员哥哥来到北大200号,连尸体都没看一眼就走了,大概是怕惨不忍睹。听说,乃志在2月中的那天夜里,乘着没人看守,把背包带拴在暖气片上,从二楼窗口顺着绳子溜了出去。马上跑到旁边北京大学的宿舍楼,从5层楼的楼顶,头朝下,栽了下去。有个北大的小青工下夜班回来,听见一声绝望的惨烈嚎叫,在地上留下一滩鲜血,结束了一个刚刚踏上征途的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生命。

在清查中,工宣队依靠的都是些文革中的逍遥派,他们在文革中织毛衣,焊收音机,回家休息,他们自然是清白和干净的。后来,这些人入党的入党,提干的提干。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清查516运动中对敌斗争立场坚定。而像我这样当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要紧跟他老人家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甚至出生入死的人却成了反革命,成了阶级敌人。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秋后算帐,把这些摇旗呐喊,煽风点火的小喽罗、小猢狲像鸡和狗一样随意宰杀。

和历朝历代的冤案一样,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这些热血青年当初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听了中央文革的话,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如今出了事情,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些年轻学生却提前成了牺牲品和殉葬人。作为一个想贡献出满腔热血的青年,多么可悲,多么愚昧。那个年代,打死人都不偿命,逼死人就更不用说了。那几个当官的,入党的,用无辜亡命人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顶子和党票。后来,才知道,清华井冈山原来分配出去的几个总部委员也被揪回学校,接受批判审查。

清查516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运动,被整肃的有千万之多。尤其是在学校和科学院系统,大学生多的单位,斗争手段凶残,旷日持久,先抓后查,大搞逼供信,制造莫须有的罪状。死人最多。仅清华大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5人自杀,还有的自杀未遂。这场运动是继反右斗争后的又一大冤案。所谓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不过是文革群众斗群众的翻版。从王,关,戚,到陈伯达,康生,乃至四人帮,他们煽动年轻人做了过火的事情,到头来又把这些盲目的追随者一网打尽,心狠手辣,置之死地而后快。

80年代后,不少同学又被旧帐重算,被当作三种人审查了数年之久。幸好我此刻已经来到美国,躲过此劫。这批朝气勃勃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为毛主席文革贡献了青春,想不到又都成为历史的罪人。

从小学到大学,家里勒着腰带供我读了18年书,刚刚有了工资,能够侍奉父母,刚刚进入社会,刚刚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正想着要为祖国效劳。可是才工作半年,就遇上灭顶的灾难,让老父老母跟着一起担忧受怕。一个生龙活虎,无所畏惧的青年,一下子坠入到失望的深渊,变得深沉木纳,心寒胆颤。按心理学的说法,一个正常的人把眼睛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会超过5 分钟,而我却常常两眼发直,盯住一个地方长达20分钟以上,几乎到达了呆傻的地步。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王府井的旧书店去卖书,然后去买烟买酒,消散我的哀愁。

我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常常顶着风,厉声疾呼:“安得金勺入心窍,一举尽将忧思掏。安得豪雨扫世尘,克斌得以重做人。”我已经决定,从此,要趴在地上过日子,免得再被打倒,重陷囹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专政撤了,但事情还没有完结。专案组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一方面三天两头地对我政策攻心,让我老实交待。有时还像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一样拍着桌子大喊大叫,步步紧逼。由于恐惧心理,每次找我攻心后,我都像《林海雪原》里的小炉匠栾平说,“我想想,我想想。”于是又有了下一次。过了两三个月,没完没了地追问,我有些烦躁,就说:“就这么多了,想不起来了。”没想到,这招还挺灵,后来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了。

那一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杂,小青工扔下一把纸屑,让我这个反革命去捡。我在察看一个440V变压器时,一个复员军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把电源线插到了220V的插座上,我左手触到了输出端,啪的一声左臂被电打得甩到一边。我也不敢声张。我继续尊重工宣队,碰到他们时,还想打招呼,直到贾师傅恶狠狠地问我:“干什么?”我才知道我的身分,不配和工人阶级讲话。同学结婚办喜事,也不敢叫我出席。整个北大200号里,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讲话,他就是北大历史系的张泉田,我们是在南昌串联时认识的,他当时在北大的政工组工作。每天晚上,都陪着我在院子里散步,开导我,怕我想不开。

当然,我也没有白白地挨整。有了这次夺命的经历,我获得了自杀免疫力,跨过了这一劫,我面前再没有过不了的坎。不管将来再遇到多么激烈的运动,我都要挺过来,能挺过来的才是英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你态度越好,遇到的麻烦就愈大。我提前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认识到这场文化革命是扭曲了人类本性的大灾难,夫妻离异,父子反目,每次揪出5%的群众,无情地批斗。当然,我只能默念在心。

到了1976年天安门4·5事件时,我什么也没交代,没遇到任何麻烦,因为我有了对付运动的政治经验,你若说了去过天安门,他们就会咬定,你抄了诗。我知道了,不再听信任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再为别人去卖命,命是属于我自己的。直到1973年9月,教研组的头头刘桂林才在两年多的调查后,为我定案,一般错误,不入档案。他问我要不要向全组宣布,我说不必。

用量子力学的语言说,我像一粒自由电子,突然落进一个无穷深的势阱,头上是一层一层数不清的束缚态的能级,永远也见不着天日。我只能在这位阱的下边,吃着、喝着、呼吸着,维持着行尸走肉的生命。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希望。我有时问我自己,你为什么活着呀?我找不出原因,只好按牛顿的惯性定律解释,因为我还活着,所以我活着。当时我的确有些过于悲观失望。7年以后,我终于等到了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头悬梁、锥刺股,通夜苦读,聚集了所有的能量,最后终于贯穿了清华大学这个让我哀莫大于心死的势垒,考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又见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找到了希望,找回了青春,找到了重新做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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