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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这个行业暂时性休克

“拍得脑残一点。”

“可是拍得脑残我不会。”

“那就尽量脑残一点。”

——一个播出平台对电视剧导演的要求。

2016年,IP剧全军覆没,没有爆款出现。影视业转而将“好内容”“精品内容”的说法改头换面,言必称“头部内容”。这很互联网。

并非所有的剁椒鱼头都值得期待,尤其当那锅鱼头做法不专业、火候不够,甚至只是替身或抠像的时候。

2016年底,编剧宋方金、汪海林、余飞曾与另外两位编剧史航、束焕一起,玩了场“编剧帮脱口秀”,不正经地吐槽了影视行业。2017年1月12日,应记者“文化原创榜”邀请,三人再次碰头,正经地剖析了行业与作品。面对全面“落网”的2016年影视业及作品,三位“漏网”编剧的一致评价是“没什么值得一提”。

原来拍戏是拍戏现在是游戏

记者:2016年有什么国产剧值得一提?

汪海林:《欢乐颂》?基本上没什么值得提的。

余飞:没好的。有些传说中说很好,我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宋方金:没什么可提的。2010年以前,每年至少有两三部现象级作品,随便数:《人间正道是沧桑》《媳妇的美好时代》《士兵突击》《闯关东》。2014年还有《甄嬛传》《北平无战事》。2016年别人推荐了几部,我看了,整体成色和以前是没法比了。

记者:成色下降是什么原因?

宋方金:原来拍戏是拍戏,现在是游戏。我前几天在横店和一个演员对谈,他说现场37个演员,全是替身。他问制片人,能不能让我上去演?制片人说不行,因为替身一天几百块钱,他去一天得几万块钱。他们已经想出一整套“替身拍法”了,很娴熟,包括抠像、头套、背身,或者把焦距搞虚,根本不用演员就能拍。就像《孤芳不自赏》,钟汉良在后景的时候,只能拍到Angelababy这里,不拍后面,因为后面的脸不是钟汉良。

原来替身、特效、抠像,都是非常高级的影视辅助手段,在达不到某些效果的情况下才去用,以使作品臻于完美。现在是所有效果都用抠像来完成,最没难度的镜头也得抠像。

我还有个朋友要拍一场戏,把男一号摔过去。男一号不来,那摔替身,也没替身,就给他一个麻袋包,摔完对着麻袋包一顿臭骂。骂到一半,他真演不下去了,觉得自己太滑稽了。他也算实力派著名演员,基本演完整部戏,只能和男一号见一两面。

汪海林:有个导演跟我说,给某台拍电视剧,是个小鲜肉组合演的,台里就一个要求:拍得脑残一点。“可是拍得脑残我不会。”“那你就尽量拍得脑残一点。”这是一个播出平台对一个导演的要求。

宋方金:很可笑。五六年前,我们说一个剧本“狗血”,是贬义词。现在说“这个剧本特狗血”,那是说这个剧本好。整个评价体系已经完全变了。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个行业本身是死不了的,但目前是暂时性休克了。

记者:这行是怎么休克的?

宋方金:资本,尤其是互联网资本的进入。制片方问导演,这个演员只有20天,能拍完吗?能。后来演员说只有18天,这个导演拍不了。找另一个导演,他说我15天就能拍完。所以即便是好剧本,现在也拍不好。

现在中国影视圈90%以上的人,你跟他谈话,三分钟之内必谈IP——不谈我给你一千块钱——你现在手里有几个IP、我现在囤了多少IP。买IP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小说是什么东西。阿里影业买IP,也不看。

汪海林:徐远翔(阿里影业副总裁)自己说的,一个都不用看。我说实话,他不是专业人士,看了也没用。不看也是一个好态度。

宋方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不能改编的东西,但是它的价值在哪?我问找我改编IP的人,你们看过吗?他们说:豆瓣评分很高。

汪海林:实际上刚才讲演员问题,也和IP有关。为什么用没有演技的演员?因为有热度。不是你戏演得好,而是因为有很多人知道你。

宋方金:现在演员们开门三句话——第一句:是IP吗?第二句:是大IP吗?第三句:是真的大IP吗?你都说是,他就跟你谈钱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跟陈道明、陈宝国试试,即便是《平凡的世界》《红楼梦》改编,我也得看看你剧本写得到底怎么样,主创是谁、对手戏演员是谁、投资多少、什么时候拍、周期多长。

余飞:资本包装,只能包装IP,包含着巨大的垃圾文学的IP。只有这样,才可能讲资本故事——大IP我们有一千万个,可以估值,可以抵押。

人设虐心CP,骗子都要发明新词

记者:2016年,似乎IP也没那么流行了。

汪海林:IP概念的产品,2016年失败的情况很明显。

余飞:但是现在大量的公司还是以这个为生。我知道很多公司,存货里就没别的。

汪海林:我原来老举那个例子,有个小地方下雨了,有人就找了一个树枝把雨衣撑起来挡雨。一看,这厉害,就去申请专利,人家说,你这个专利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雨撑子吧。专利局的人就在旁边拿起一把自动雨伞,说这东西早就有了,叫雨伞,我这还是自动的。咱们现在什么人设、虐心、CP,都是这个雨撑子。

宋方金:骗子骗人都是发明新词,老词骗不了人。当一个词只有特定人群在解释,这就是骗局。

记者:互联网企业究竟是怎么在影视产业上占据话语权的?

宋方金:事实上,互联网资本到现在没挣到过钱,但它为什么烧钱?因为有一亿多九零后。九零后要么还不挣钱,要么刚毕业。它可以烧五年、烧十年,那时候九零后就真是消费主力了。

汪海林:六零后是三亿人,七零后和八零后分别是两亿人。这七亿人占了一多半,但是全国的创作者,现在都在给九零后这一亿人创作。互联网资本是对的,九零后是它的主力。但电视台跟着烧,就很奇怪。

一开始,电视台还跟互联网保持距离。电视台播什么剧,互联网只能买,它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后来“一剧两星”了。原来一剧四星,几百万一集的电视剧,电视台就把它消化了,互联网资本只能出到几十万一集。一剧两星以后,两星加起来只能出到一百多万一集,制作公司傻了,一百多万我肯定赔。这时候碰到互联网在烧钱,一家网站一集可以出到六七十万。只有互联网进来,制作公司才能不赔钱。那互联网说,现在你要听我的。我有个网络文学,你拍我的我才买。电视台说,那就听他的、拍他的。

后来互联网能出到几百万一集,那就成了全听他的。传统媒体广告断崖式下滑,互联网广告疯长。要扭转这个局面,最终还是要回到内容本身来。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几年时间,可能一代优秀的创作者就过去了,一代观众的趣味也被改变了。

余飞:很多操作模式也因此改变了。互联网都是你编剧先拿个方案过来、先写提纲给我,我内部先过审,再看能不能和你签约。

资本只能包IP,不能包编剧。资本只能包网站,不能包电视台。但如果上层建筑没架构好,会导致IP把编剧吃了,或者网络把电视台吃了。本来不应该是谁吃谁的问题,应该是融合共赢的问题。

抗战剧生命力多强啊,也被互联网资本灭了

记者:在你们看来,互联网现在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吗?

宋方金:到目前为止,互联网还没有诞生出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如果说是负数也可以:美学意义上是负数,及格意义上是零。

汪海林:我一直说,玄幻在文学史上、在创作上,是武侠的大倒退。金庸梁羽生,是文人武侠,改变了原来架空的、胡编乱造的、缺乏人文主义的创作。梁羽生把家国情怀放进去,金庸把侠的概念做了深入阐释。这是使武侠创作升级的。我们现在从金庸倒退到奇幻,《花千骨》就和金庸差很多。这是文学史上的倒退,哪怕通俗文学上的倒退也很明显。

宋方金:你没听过罗大佑,可能觉得“两只蝴蝶”也挺好的。但是没有罗大佑,我们整个的生命里会缺少非常重要的一块。

汪海林:为什么现在电视台都要开始播青春剧了?只有青春剧才能在网络卖。北京卫视为什么非得播《锦绣未央》?以前从来不播的。都是被广告商逼的。

那次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没忍住,说这么多年,北京卫视的路子是对的,是我们创作者对不起北京卫视。你们一直在播《北平无战事》这样的戏——当时这个剧卖不掉,只有北京卫视接。我们没能每年给你们贡献这样的剧,是我们对不起你,逼得你现在播《锦绣未央》了。我们也没想到,你们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宋方金:抗战剧的生命力多顽强啊,互联网资本把抗战剧都干掉了。时代是一列飞速行驶的列车,有的人在车头,有的人在车尾,有的人被甩下去了,有的人自己弄了辆手扶拖拉机在旁边开。

现在看来,互联网资本,把这个车开得超速了,但我们不想死在这个车上。要么夺取这个列车的掌控权;要么下车,再造一个列车,这样才不会翻车。行业这辆列车已经翻了,产业的车还没有翻。产业以为行业还在车上呢,其实行业已经半死了。

记者:可以说现实主义题材因此更加式微了?

余飞:现在拍每一个行业,比如拍教育局、公安局、卫生部……都要试探:这些行业的底线在哪里?有没有幽默感?敢不敢做反省?敢不敢接受批评?

汪海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现实题材的作品只有家庭生活,没有社会生活。我2016年当艾美奖评委,评最佳女演员,看了大量欧洲电视剧,看到的全部是涉案题材、现实题材,表现的全是欧洲现有的社会矛盾。比如维和部队从伊拉克回来后的心理问题。

余飞:生活中的矛盾,到达比较极致的时候,就是违法犯罪。涉案不能碰,矛盾就大打折扣。用IP包装起来的现实主义题材也很难。

汪海林:《欢乐颂》也来自IP,是少有的触及现实问题的作品。很多人认为它三观有问题,倾向物质主义,从女权角度看也有问题。但它还是相对正视了一些现实:年轻人如何步入社会?袁子弹的剧本,也是一场场写戏,知道劲儿使在哪里。

宋方金:侯鸿亮也在认真制作,孔笙也在好好拍。还有郑晓龙团队。从电视剧来说,国内只有这么一两个认真的团队还能和市场有所博弈。

 “御用编剧”这词, 就是奴性体现

记者:影视剧抄袭的情况,这一年发生得多吗?

宋方金:最近一两年,我们骂抄袭火力比较猛。我们老骂抄袭,骂得有两位编剧都要自杀了。往年我们也骂,但因为商业成功,他们不在乎。2015年于正失败,是被侯鸿亮打下去的。2016年郭敬明失败,是因为大IP完蛋了。抄袭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在1980年代,如果一个作家抄袭被曝光,他就会从文坛消失。

汪海林:何冀平写《天下第一楼》,借鉴了《全聚德史话》,她认为那是资料。结果作者告她,说自己这个“史话”,有很多是自己创作的。何冀平因为这个,一气之下就去香港了。我至今认为这个判例是不合适的。

宋方金:现在抄袭就是赔钱。说给琼瑶赔500万,很快就赔了。抄袭对行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最可恨的是抄自己。一部剧弄完了之后,过几年,改头换面,又拿出来了。

汪海林:有个导演拿着一个剧本,混了快20年了。剧本改成民国,改成明朝,每次都卖得好,因为套路已经很熟了,桥段经历了千锤百炼。

宋方金:你别说抄袭了,假如汪海林老师写了一部都市情感剧,又写了一部都市情感剧,又写了一部都市情感剧,即便这三部都市情感剧都不一样,我们都会认为他创造力下降,认为他不会写别的了。

汪海林:前段时间我们打击《锦绣未央》,它抄了二百多本书。最近有个发布会,说我们有一个戏,汪老师你能不能参加一下?我说为什么要我参加?他说有人说我们抄袭,和《锦绣未央》很像,我虽然命令他们把所有涉嫌抄袭的内容全部去掉了,但我现在就特别怕,所以来问一下你。

我们打《锦绣未央》是对的,这下制作方知道了,只要有一点抄袭的嫌疑,他都会去调整。

记者:互联网主导的行业情况下,编剧处境如何?

宋方金:目前这个环境,对产业来说是最好的,对行业来说是最差的,对少部分编剧来说是最悲观的时候。大部分编剧是动物园里的野兽,已经驯化了,没有野性了。

汪海林:从改善自己经济的角度来讲,现在是一个机遇。只要你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你要挣钱容易的。但我们这个行业,进入了底层、低水平上的白热化竞争。

高水平的创作者太少了,不需要竞争。原来中戏戏文系的考生大概五百人,现在是五六万,但水平不如原来的五百人。你问他,四大名著看过没有?没有。小人书也没有。

宋方金:文学的创作和剧本的创作并不是见仁见智,它有一个标准。我们这些常年写剧本的,或者是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影视作品的人,一看就知对不对。现在我打开电视,都没有见到及格的镜头语言和剧作。导演是有一套语法的,推拉摇移升降甩,不能乱来。光布得不对,镜头走得不对,该远景给特写,该特写给远景,一看就知道。剧作就更有标准了。

汪海林:我都不敢看我的电视剧。我写谍战戏,角色在保密局上班,他应该有的时候穿制服,有的时候穿便服,他在家逗孩子玩,还穿着一身制服,这是干什么?

宋方金:中国95%的谍战剧都拍反了,他们戴一个鸭舌帽,那眼神,一看就是间谍。以前的地下党,出门不能带三支钢笔,三支钢笔一看就是要抄写。要带就带七支以上,这说明是修钢笔的,要么就带一支钢笔,可以说是教员。口袋里不能装一枚以上的银元,一枚以上银元很罕见,一看就是经费,带点零钱行了。伟大的间谍看起来都是普通人,咱们电视剧里的间谍一看就是间谍。

包括有些国产黑帮片,黑帮恨不得上起厕所来都是黑帮。《教父》里的黑帮都没有这么仪式化。

有时候我看我的剧,看两个镜头,我说完了,此生耻辱,因为它署着你的名字。我们没有当导演的想法,但好的影视工作者应该自己编导,如果能演更好。像姜文。

影视不是文人的事,它是文人加强盗加资本加黑社会,是一个麻辣烫。你想在麻辣烫里搞一番事业是比较难的,要么别人借你的味,要么你的味被冲淡了。

记者:这两年,编剧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有提升吗?

汪海林:青年编剧缺失很严重。一方面,产业大环境的问题;再一方面,编剧其实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写。房祖名被抓了以后,说在写剧本;郭美美被抓了以后,说要写剧本。都是亲口说的,新闻报道。很多明星被抓了,就说写剧本。都是人生到了谷底,写剧本变成了人生的底线了。

宋方金:以前好多人会这么说:这是我的编剧。我说,谁是你的编剧?!编剧是独立的,编剧是这个行业的源头,是喜马拉雅山,流下来,成为长江,成为黄河。现在编剧把自己当成一个附属工具。

汪海林:有次一个导演计划的面试,有个年轻人,我问他,你现在拍的这个片子,编剧是谁?他说,是张艺谋的御用编剧。我说你打住,编剧就编剧,和张艺谋合作过就合作过,他不可能是谁的御用编剧,张艺谋又不是皇上。

宋方金:御用这个词,就体现出奴隶心态。

除了编剧自身,咱们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谁认为编剧重要。有一些人意识到了,但不认为是编剧重要,而是认为剧本重要。他甚至可以请八个十个编剧。

余飞:行业规范不好,八个编剧,你就八份给到底,改一遍给一遍的钱,像好莱坞一样。现在是你弄不好,什么都不给你,下一个再来分这个钱。这个规矩不对。

宋方金:美国是最成熟的影视体制,编剧有最低稿酬。低于这个钱剧组犯法。咱们这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我曾经说,中国影视行业什么时候才能繁荣呢?到咱们的合同也像辞典那么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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