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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说真话为何也值得敬重?

文坛巨匠巴金被称为中国文人的良心,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文章,处处可见这位老人晚年对历史深刻的反省,对自己无情的拷问,其发自肺腑的忏悔之言让后辈难以忘记。巴金晚年的忏悔名言“对自己在那个时代的表演感到恶心”,不仅令人深思,对一个依然扭曲的时代来说,更是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李悦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也是说真话的晚年。有人发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但巴金却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仍然跪着说:“我忏悔!”这才是巴金的可贵之处。

在《随想录》《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最初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在《怀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直接拷问自己,对自己随大流撰写的批判文章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巴金的好朋友胡风去世后,巴金写下了《怀念胡风》的追思文章。文中巴金对自己为了“过关”而写下批判胡风的文章,表达出无以复加的痛悔之意。

巴金坦言: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李悦认为,“一个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巴金去世后,很少有文人对过去的谎言进行忏悔,更多的文人仍在尽情歌颂,说真话依然是很一件奢侈的事情!

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政坛中人,晚年说真话,都值得晚辈们敬重和反思。有媒体披露,当年的爱国港商霍英东晚年也留下一段难能可贵的“临终遗言”,这位晚年活跃在京港两地的大佬,耳闻目睹了许多扭曲的社会乱象,到了最后,也发出了自己清醒的声音。

“要提的问题,也是社会上都在议论的:政府部门、干部都在搞‘私’的,影响很不好,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日渐没落,国家的前途就会多事。我常常自思难解:我们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怕社会、怕人民、怕舆论监督?党和政府要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去,多听人民的声音,多了解问题,要让人民政协起到参政议政、监督党和政府的作用,我看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弊。”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卸任前,向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时,也一再强调要“讲真话”,“听真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讲真话,拓视野,重道德,有胆识,身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晚年为说真话而感慨唏嘘!足以说明,在这个时代说真话、听真话是多么艰难!

导致中国人不愿意说真话、不愿意听真话的原因很多,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舆论氛围,人们都习惯了说假话甚至为谎言辩护,都在鼓励人们说假话、听假话,一些政坛中人甚至社会名流,也不屑于说真话,甚至反对说真话。于是,从上到下,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是虚假的谎言。

在一个不敢说真话,不许说真话,害怕真话的时代,谎言其实比真话更受欢迎甚至更有市场,因为我们每天所看到、所听到、所接触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欺骗和谎言,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谎言所包围甚至环绕时,谎言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说真话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特质,也是是茫茫黑夜里的呐喊者,更是一个时代开民智去愚昧的引导者,倘若一个时代,不再有说真话的人,全是沉默的羔羊,甚至是奴颜卑膝的侏儒和犬儒,那么,这个时代,必定是恶者横行的沃土和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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