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革”时代，我们都过着苦难的生活。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尽管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比较拮据，但是，大家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却是非常强烈的。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想打几件家具来为日常的生活平添几分快慰。特别是孩子长大成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更渴望能有几件崭新的家具为新婚的家庭增添一点色彩。
但在当时来说，打家具属于奢望，因为想搞到一些木料及三合板就是令人头疼的事情。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获悉我在内蒙古电管局工作，亲自给我打电话来，想买一些电杆上用的横担来打家具。他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当时电管局的一位分管物资的副局长私下买了一方木料，结果被内蒙古党委组织部约谈，他还为此痛哭流涕地做了检查。
1972年春天，呼市机械工业局和另外几个单位在一幢大楼内合署办公，门口悬挂着的十几块大牌子，一晚上被悉数摘跑。报告公安局，公安局说：我们的牌子昨晚也一块不剩了！牌子哪里去了？自然又和打家具有关。
改革开放以前，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的大门外都悬挂着长条形的牌匾，上面用仿宋体书写着该单位的名称。内蒙古因为要书写蒙汉两种文字，牌匾更要宽些。做牌匾选用的都是上好的木料，而且干燥到了，不会变形。拿回家用锯破开，是打家具的绝好材料，不是绝顶聪明的人谁能想到这个妙招？
我猜疑，牌匾一定是被下夜班的年轻人摘掉，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一溜烟骑回家了。那时的牌匾都挂在单位的大门外，入夜，传达室的老头都已关门睡觉，偷盗的风险系数为零。不过，能作出此等大事的，一定是急于结婚而又苦于没有木料打家具的年轻人。
那时在呼和浩特，娶媳妇或聘闺女，有门路的人都要请来木工师傅在院子里打家具。那些师傅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背着铺盖卷和工具袋，在院子里搭一个简单的小窝棚，就是他们这几天的家，饭也由主家来管。支起木案子，摆上凿、斧、锯、刨已成一景，从此以后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手工锯、刨的声音了。
看木匠打家具的过程挺好玩，木料破好还要刨料、开榫、凿眼、组合、打磨，做一件家具是万分辛劳的事情。
好木匠的手艺往往令人羡慕，他们能够将主人准备好的木头经过一番精心处理，没几日便形成了诸如沙发、立柜、茶几、书桌、高低柜等家具。有的主人还在家具的柜门上安置带有山水画的玻璃，后来又时兴在家具表面用电烙铁烫画。那时，谁家有件新颖的家具不仅给整个家庭带来喜悦，更会吸引邻居前来欣赏和仿造。
记得七十年代初的时候，院子里的刘家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要凑足“四十八条腿”，可真没少费心思。准新郎从厂里求来几棵料、从张家换来两张纤维板、再从李家借来点钱，然后和木匠在家门口要鼓捣好多日子。也正是通过此事，我才明白了当年“四十八条腿”的来历。比如：双人床四条腿、一张饭桌四条腿、四把椅子十六条腿、两个箱子加底座八条腿、一个橱柜四条腿、一个大衣柜四条腿、一个小衣柜四条腿、一个茶几四条腿。
当时，也有简单些的“三十六条腿”一说（不含后三种）；随着日子好起来，又衍生出“七十二条腿”的排场。其实，类似说法因人而异，书桌、高低柜、梳妆台之类的各取所需、随心搭配罢了。
当今是一个充满时尚和多元素的时代，各种风格款式的家具应有尽有。而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组合家具曾经风靡全国。那时，对于并不富有的普通百姓而言，能够拥有一套物美价廉的组合家具，犹如梦想一般。中国人的创造能力非凡，那时还有许多人竟然自己动手打家具，从挑选木料、准备工具到大刀阔斧地干起来，成型后的细细打磨，再到刷漆晾干，通过自己的双手亲自打造出作品，这中间的快乐是现在的人无法体会到的。
在收视率非常高的电视剧《渴望》中，宋大成就自己动手打了一套家具，准备迎娶刘慧芳。谁料人家嫁给了王沪生，他绝望之中砸了家具。很可惜，那时老百姓自制的形形色色的家具几乎没有保留下来的，如果还有留存，应该算是文物了。
我也喜欢做木工活，我结婚的家具就是自己打的。我多次用卢梭的一句，关于木匠的劳动，体验着人与自然的融入，并说木匠劳动是最有意义的，有益于“人”的健全发展的话，来骄傲地解释自己（这句话应该在《忏悔录》里）。
虽然明熹宗朱由校是个著名的昏君，但据史料记载他心灵手巧、最喜爱木工活。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好木匠。
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闲暇之余，也酷爱自己打家具玩，因为打家具可以使人充满成就感。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人民生活已有极大的改善。如今，几十年前少有人问津的硬木家具被人看好，它仿佛成了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京作、苏作的红木家具交相呼应，还出现了硬木为型、柴木为体，价格上能为一般人接受的“山寨”式硬木家具，您可以各取所需。北京老字号“龙顺成”硬木家具申“非遗”成功，更挺起了珍贵红木的腰杆。
放下手中的笔，稍一合眼，自己挥汗如雨地打家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睁眼一望，天那么高、云那么淡，昨天仿佛已很遥远，因为那个苦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11-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