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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与私德

在一个将私德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社会,必定盛产“表演艺术家”;相反,在一个重视公德的社会,则盛产“政治精英”。皇权社会之所以会败得很彻底,莫不是是他们树立了一个个“道德标杆”,却忽视了建立整个社会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公德体系。

在皇权社会,孔子的“近君子、远小人”论调一度深入人心,儒家的“道德情操观”更是被有心人视为治国的宝典。问题是,评判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是什么?又有几人真的能够达到所谓的君子标准?如果明明达不到道德标准却又偏要树立道德标杆怎么办?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极力掩饰骨子里的奢靡腐烂之气,勾兑几许胭脂水彩涂抹在脸上,当一位擅长表演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给大家看呗!社会最缺什么,他们就装什么,呵呵,唯有这样做才能博取眼球、转移视线啊!

当庙堂之上无官不贪、腐败成风的时候,他们就会树立一个准清官的标准形象,让老百姓觉得这个朝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嘛;当整个社会陷于一种道德败坏、互毒互害的陷阱中的时候,他们就会树立起一个个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标杆,让老百姓们错以为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好人多啊!

宋朝一直被誉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可是毋庸讳言,宋朝同时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特别盛行的年代。据说,终宋一朝,朝廷还从未杀害过一个官僚阶层的知识分子,顶多也就是降职与流放而已。而一旦让知识分子们觉察到没有坐牢的风险与生命的威胁时,那各种硬骨头就自发地被搬上了历史舞台。一次接一次的“死谏”,跪在地上拉着皇帝的袖袍也要死谏到底,一直是令大宋的皇帝老儿们倍感头痛的表达异议的最高形式。

王安石变法期间,不仅撤掉了司马光、苏辙等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当朝大儒,甚至连那些敢于“死谏”的言官也成批成批地被裁撤。然而等到神宗继位,王安石被贬,司马光重新掌权后,不但废除全部新法,甚至连同所有新政官员也裁贬得一个不剩。看来,在这些“一派君子风范”的“表演艺术家”们的心中,哪里还有什么“国家利益”与“黎民苍生”的概念,争权夺利才是他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守旧变法,在无尽的折腾中,深受其害的都是老百姓。

宋朝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当推蔡京。别人当宰相多少还要装装“君子”模样,蔡京却事事专仰赵佶的鼻息,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德婊”。蔡京之所以能够四下四上,完全是因为赵佶越混到最后就越来越离不开这位“善于体察圣意”的蔡爱卿。赵佶喜欢古玩书画,蔡京就在全国各地广搜奇珍异宝;赵佶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将苏杭二地的花岗岩圈起来凿城毁桥地运往京城;赵佶迷信道教,蔡京又请来各地能够蛊惑赵佶沉迷修炼之术的道家神棍——所谓的孔儒学说中所提倡的“君子风范”,看来其最高境界无非就是拍马屁的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想方设法哄得皇帝老儿开心了,能赏赐自己一件有份量的极品乌纱罢了。

私德就像一块牌坊,许多蝇营苟且之徒正是躲在这块万能的金字招牌之下才蒙蔽了民众的双眼,干尽了祸国殃民的大事。不查都是海瑞,一查都是和坤,说的就是这回事儿。扒开每一位“道德婊”的伪装,那里面几乎全都盛装着一肚子坏水。

但是,如果在一个重视公德的社会,情形则完全不同了。美国人民之所以选举特朗普当总统,正是因为特朗普虽然在个人私德上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涉嫌性骚扰与种族歧视之类,但是希拉里却是涉嫌泄露政府信息资源这一触怒美国人底线的公德——一个连社会公德都不遵守的人,还配担任美国总统吗?私德尚且可以原谅,而公德败坏的人却是不适宜治国理政的。私德败坏的是个体,而公德伤害的却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私德可以用法律的界限来界定,而公德却必须全体国民的共同监督。

如果对比下孙中山与袁世凯,你会发现二者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虽然在私德上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是他坚持共和的理念却一直深入人心,所以才得到了当时举国上下的一致支持;而袁世凯却同样是在底线问题上触犯了民国精英们的众怒,老袁一心做着自己的皇帝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是清醒过来的人们又有谁还愿意回到那种裹小脚蓄辫子当亡国奴深受列强欺负的屈辱年代呢?

别有用心之人常常会利用国外那些争民权争平等的精英们身上的私德去攻击诋毁这些人,比如说曼德拉终身未娶、昂山素季终身未嫁,再比如说马丁·路德金曾涉嫌嫖娼啦等等。他们忽视这些人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却一厢情愿地去寻求他们在个人私德上的瑕疵——当然,除了采取这种卑鄙下流的抹黑手段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外,他们大概再也想不出其它更“君子”的手段了吧?

如果真像宋朝开国名相赵普所说的那样,仅读半部《论语》就能治国平天下,那现在仍然是赵宋江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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