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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算活过来了”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

我离开中国前最后去的一个地方是湘西的凤凰古城,古城已然无比喧嚣,而城外山坡上的沈从文墓地依旧寂寥。

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是寂寞的,而且跟时代格格不入。我在大学时代读过两本沈从文的传记:一本是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此书偏向严谨的史学,作者首次提出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比肩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可比肩福楼拜、普鲁斯特。另一本是凌宇的《沈从文传》,此书偏向抒情的文学,凌宇是我的老师辈的学者,他的书中激荡着一股不平之气——当年,他选择沈从文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受到不少的阻挠与刁难,甚至影响到毕业分配。

沈从文在一九八八年骤然离世,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这丝毫无损于沈从文的伟大;反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莫言头上,却改变不了这名御用作家的卑贱与庸俗。沈从文的前半生,是赤子之心、元气淋漓的小说家,充满浪漫与欢笑;沈从文的后半生,是谨言慎行、一丝不苟的考古学家,在政治运动的阴影下苟延残喘。文学史家张新颖爬梳数百万字,专注于沈从文从四十六岁直至去世整整四十年的生命历程,写出了沉郁苦楚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写沈从文的生活和精神的磨难史,为沈从文以及每一位如蚂蚁一般的幸存者正名:“在二十世纪中国,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这种力量的变迁可以从沈从文和毛泽东两人身上看出来。沈从文与毛泽东处于善与恶的两端,他们都是湖南人、都是乡下人。沈从文最杰出的作品大都以乡下人为主人公,他写士兵、农民、船夫、商贩甚至妓女的故事,他爱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情感的高贵。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农村只是其发动“痞子运动”、夺取天下的“根据地”,毛一点都不在乎数百万农民成为内战的炮灰、千万农民被其苛政折磨致死。在暴君眼中,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悲悯的生命,人只有一串僵冷的统计数字而已。

一九五一年,沈从文随土改团去四川,他看到了中共挑动的阶级斗争的惨烈景象:“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着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这是他辨认不出的新农村。他无力反抗与制止正在上演的暴行,只能悄悄用笔记录下所看到的一切。

从“自杀未遂”到“被迫焚书”

故事一开始,是国共政权交替、天地玄黄的一九四八年。左派文人胡风欢呼“时间开始了”,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沈从文却发现自己走到了绝境。沈从文在好友杨振声的霁清轩中消夏时,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那时,他的创作正面临重大突破,他期盼自己能写出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显克维支的《你往何处去》那样的巨著。但他没有时间了——代表共产党文艺风向的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点名批判沈从文是“粉红色文艺”之代表。看来,以新中国之大,没有地方可以摆放沈从文的一张书桌。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自认为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的沈从文,用剃刀划破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家人发现,破门而入,送到医院急救。然后,又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身体慢慢恢复。

他死了一次,又活了过来。从此,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即便在生不如死的文革高潮中,他也不再寻死,他的心静如止水:“我心中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的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的自杀不成功,维持了沈从文的肉体存在;一九五三年的焚书事件,则加速了他在精神上的死亡。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正式通知沈从文,由于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他在该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书及其纸型,已全部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次年一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说,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免得误人子弟。此刻,惟一的安慰是贝多芬的音乐:“在床上躺着听贝多芬,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

此时此刻,沈从文大概忘记了在一九三四年,他写过一篇题为《禁书问题》的评论,严厉批判国民党中央下令查禁两百多册文学书籍。沈从文生性温和,很少有怒发冲冠的笔墨:“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理。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沈从文进而指出,禁书的企图不可能成功:“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禁书、焚书是一种野蛮行径:“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这就是士大夫之怒吧?

那么,为什么短短十多年之后,沈从文自己的书被焚毁,他却唾面自干、忍气吞声呢?因为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勉强容忍文人发牢骚的威权政府,而共产党政权是一个不能容忍一点不同意见的极权主义政府。

寂寞的历史博物馆比喧嚣的文坛更安全

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之后,沈从文作出了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不再写作,转行做文物研究。不写其实也是一种坚持:五十年代初,沈从文有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鼓励他继续写几年小说。当然,毛希望他成为赵树理、柳青那样为中共的农村政策歌功颂德的御用作家。然而,沈从文无法让自己变成赵树理、柳青,《边城》与《长河》也成不了《小二黑结婚》和《创业史》。

沈从文进入文物研究领域,隐遁在历史博物馆做一名卑微的讲解员。从消极方面来说,他有一种来自草根阶层的生存直觉,比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朋友更加敏锐。他深知文坛乃是一块非之地,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他干脆将自己全部归零,将历史博物馆当着可以躲避暴风雨的乌龟壳。当然,那里并不快乐,陈徒手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中,引用了沈从文给一名年轻记者的未发出的信中的一段描述:“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活实完全的单独……”

如此这般,沈从文奇迹般地躲过了反右运动,反倒是一向追求进步的大儿子被划为右派,他在一份检讨书中写道:“许多熟人都成了右派,我思想中不免有种错觉,只担心以为我也属于右派。又家中大孩子,本来人极老实,入团多年,且已入党,在学校忽被划为右派,心中十分难过。”

在文革中,沈从文不可避免地被抄家、被下放农村劳动,但比起文革前那些当红的作家朋友来,吃的苦头要少得多。文革动乱一开始,巴金被关进牛棚,妻子惨死;老舍被红卫兵残酷殴打,跳进太平湖自杀,也有人认为是他杀;傅雷和夫人不堪继续受辱,双双上吊自尽;沈从文的老朋友,诗人兼考古学家陈梦家在家中自缢身亡……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北京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八万四千多人被赶出北京。早早脱离文坛中心的沈从文,反倒有了一小块喘息的空隙。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文物研究成为沈从文后半生发挥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片新天地。“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体味。”沈从文在文物中看到的是,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品。他如此这般夫子自道:“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朴素的心。”

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不由让人联想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沈从文的选择,不也正是陈寅恪的选择?一九四九年之后,陈寅恪放弃了最擅长的中古史、佛教史,转而“以诗证史”,研究《再生缘》,写出《柳如是别传》,柳如是何尝不是陈寅恪本人的写照?而沈从文自搜集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实物与资料,完成了洋洋大观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于我这样的文学热爱者来说,尽管这部学术巨著无法弥补沈从文胎死腹中的几部大部头作品,但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沈从文和陈寅恪居然留下了不朽的文化丰碑。他们的后半生恰如卡夫卡所说:“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地上的人们,为何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沈从文很早就“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他的写作致力于恢复人与人之间原初的美好关系。在专制政治的碾压之下,这种努力如同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一般悲壮。沈从文一生与人为善,与“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人性”的鲁迅截然不同。但是,在一个“比恶”、“比凶”、“比狠”、“比毒”的国度和时代,善未必有善报。

沈从文与丁玲早在三十年代便是老朋友,当初丁玲和丈夫胡也频先后被捕,沈从文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营救,并勇敢地撰文谴责国民党当局。然而,以极左意识为傲的丁玲,从北大荒归来、重新登上文化界的高位之后,居然出重手辱骂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她眼里的沈从文,“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丁玲不敢反思造成其个人悲剧的毛式暴政,却向同样也是受难者的沈从文“从背后杀来一刀”,这是何等黑暗、何等龌龊的人性。而历史是公正的:今天大概没有一个读者会津津有味地阅读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尽管它获得了当时共产阵营国家的最高文艺奖“斯大林文学奖”;而沈从文的文字却历久弥新,其读者也遍满全地。

另一名跟沈从文渐行渐远的,是曾经为其学生的作家、记者萧乾。当初,沈从文和萧乾被郭沫若并列为批判的对象,但两人早已“道不同不相为谋”。萧乾极其恶毒地攻击沈从文“卖乡下人”,这是针对沈从文自称“乡下人”而说的。沈从文的回应则要温和得多,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他聪明过人”。

而伤害沈从文最深的,是他给予帮助最大的画家范曾。文革期间,范曾写大字报攻击沈从文,居然编造了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狗改不了吃屎,范曾在八九学运期间押错了宝,一度支持学生,六四枪响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然后,眼看中共风光无限,范曾又向当局写悔过书,得以“荣归故里”,以“国画大师”的身份与“国学大师”季羡林畅谈“东风压倒西风”,难怪有网友讽刺说:“中山狼在信奉狼图腾的年代自然是如鱼得水。”

“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沈从文心灵最深处的那个角落,即便是一生挚爱的妻子张兆和也未必洞悉全部。沈从文去世之后,张兆和在一九九五年编完《从文家书》,在后记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夫妻之间,有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九四九年之后,张兆和努力追随新时代,与“抱残守缺”的沈从文不无分歧。难怪张兆和发出如此的叹息:“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可惜的是,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作者过于渲染沈从文与张兆和之夫唱妇随、心心相印,偏偏少了对两人精神世界中歧异部分的呈现与剖析。

张新颖是一位克制的传记作者,很少代传主发表议论,而是如纪录片导演那样,让主人公自己说话。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大都敢于开口作见证,因为纳粹帝国已灰飞烟灭;毛时代的幸存者,却仍然瞠目结舌,因为毛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进入八零年代,沈从文即便在私人信件中也极为谨慎,几乎不臧否时事。罕有的一次,是一九八零年在一封信中如是说:“《花城》附刊了我两首旧体小诗,题《拟阮籍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嗟’,译成白话即‘担心活不过去’的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三十年人事风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明白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诗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就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极端专制猜忌、让万千人因之死亡的,难道只是司马氏新政权吗?司马氏新政权跟共产党新政权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文革之后,沈从文最后的十年再也没有恢复早年的写作能力,他是一位未完成的天才,时代亏欠他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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