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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贱的拍马者

曾在旧书摊上淘得一本小书,名曰《马屁大观》,选注者李奋起先生在前言中说:“本书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诸子、笔记小说等近百部古籍中选取关于‘拍马屁’的材料数百则。”——数量确是可观的了,可选注者又说:“关于‘拍马’的记载,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罗难以穷尽。”我相信这决非选者的谦辞。由此可见,中国倒也是一个拍马屁的大国,算得上是又一个“中国特色”了。

拍马,一旦成了学问,写一点赞颂的诗文,说一点夸张的美言,奉一点精致的器物,就只能说是通常惯见的手段,已算不得高深与精致,惟有格外的机智和奋不顾身的勇猛,才是拍马中的佼佼者。明朝时大学士万安深得皇上恩宠,倪进贤听说万老大人“老而阴瘘”,便百计弄来奇药为其“洗之”。汉文帝近侍邓通看到文帝长了脓疮,就用嘴巴为其吸脓。北齐成武帝的宠臣和士开得了伤寒,医生告诉他“应服黄龙汤(即大粪)”,和大人面露难色,当时正巧有一文人在场,自告奋勇说,此物甚易服,请让我先为您尝一尝,说完竟真地喝了一口。

看《大观》中的拍马者,并非全是寡廉鲜耻的世俗之人,绝大多数是熟读经书的文人士子——有些还是历史名人。明朝宦官刘瑾当道时权势炙天,恶名昭然,他在东阳门外建了一座玄真观,当时的大学士、诗人、书法家李东阳竟为此观写了碑文,对刘太监备极称颂。

放下“高贵”的身段,做出如此下作的行径,以正常人的眼光看,确是有些令人不解的。但是,待看到他们后来的所得,也就有些明白了。中国的文人,大多的出路在到皇帝的手下讨个一官半职,以养家糊口。所以,要想弄得官位,就必须说皇帝好——其他受拍者,皆为皇帝的宠臣,也是间接地拍皇帝。倘要骂皇帝,别说从他手里谋得职位,那是连吃饭的家伙也难以保住的。所以,皇权之下,文人们比的就是看谁的颂歌写得更好。而这颂歌,岂不也是拍马的一种?所以,说起来,皇权之下中国文人的很多文章,现在读来,都有拍马的味道。

即便是拍马的颂歌,稍不小心,也是要会要命的。朱元璋时代,因为写贺表而触了朱皇帝的大忌而丢官无命的,不知凡几。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黄河水自河南陕州至江南桃源县的二千里,水色澄清,一时被称为亘古未有之祥瑞。太常寺卿邹汝鲁便向皇上进了一篇《河清颂》,原本想拍拍皇帝,谁知因文中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语,而引得雍正大为不快,说他借用了《书经》中的“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显系讥讪,甚属可恶。”下谕“邹汝鲁着革职,从宽免死,发往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效力。”

要想从皇权的手里,谋一点吃饭的事业,或想讨得更大的赏赉时,除了作文章之外,自会更进一步,而舔疮尝粪之类,虽极其下作,令人作呕,但也正是“乞讨的演进”。那位献洗药的倪进贤就得了御史之职,虽被世人讥为“洗鸟御史”,可他做起那官来并不觉得有鸟气。吸脓的邓通更是了得,皇帝允许他“印钱”,一时“邓氏钱遍天下”。

当然,拍马也还有另外的原因,即不得不拍。后梁宣帝被周武帝俘获,有一次周武帝弹起了琵琶,宣帝就立即跳起舞来,并对武帝说:“陛下既弹五弦琴,臣何敢不同百兽舞?”当年也曾是威风凛凛的皇帝,如今却是甘心做牛马了,原因在于他的命运正掌握在人家的手里,倘不拍马,或拍得不好,别说要活得好,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了。由此可知,拍马术也是生长在威权丛林之下的生存术。

对于拍马迎须,无论是于士子之中,还是在世俗凡人,都是很以为耻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自古以来的拍马者,其实他们是很明了自己在做什么的,这只要看一看一些拍马者选择的时机与方式,就十分明白。

说起来,拍马,有时倒也是一种可以原谅的事情,因为当各种各样的生存资源都掌握在强权的手里时,要想在其之下生存,或者还想要活得更好一点,也就只有屈从于强权。而拍马正是表示屈从的最好方式。这也是一些文人士子虽然学的是正人君子之道,但到头来仍不免去干拍马的勾当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可以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事上得到反正,那里的知识界人士——比如媒体与演艺界,很多自他出来参选就一直在骂他,有雕塑家甚至塑了他的裸体像,于大庭广之下羞辱他,而他除了毫不客气地与他们对骂,并不能灭了他们的事业,夺了他们的奉禄,更不要说杀了他们的头。

但有一种拍马却是极可恶的,算得上是其中最贱的一种,即挖空心思,帮着皇帝出主意、想办法,打造圈禁与制造更多拍马者的笼子的拍马屁者。这好比皇帝说:治国的事,得我们大家一齐来办。他却法袍都未曾撩起,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万万使不得,只有皇上您一人说了算,天下才能大治!

201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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