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月13号早上，我在微博里发表了下面一篇文字。
一夜之间雪花般的评论、转发和留言让我近乎彻夜难眠。
“因为房子在我爸的名下。近70岁的我妈需要带着不能走不能站丧失了语言功能的我爸一起办理卖房手续。
房地产交易中心没有上门服务这一说。
我妈叫上两个朋友，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把我爸抬到了沈阳房产交易中心，对方办事人员因为中介填表有错误立刻脸拉成长白山，然后一百个不情愿地从没有电梯的三楼办公室下到停车场，见到倒在后排座椅上我爸，只问了我爸一句话就说：”听不懂，不行，不给办，去办监护人再说。“然后就走了。
接下来的数天，冰天雪地的沈阳，我妈去法院，去律师事务所，去街道办事处，去残疾人联合会，去公证处······
没有一个办事人员能够明确地告诉她应该怎样办监护人；连如何办理监护人手续的文件或正规程序都拿不到。
因为：
中国的民法规定赋予监护人身份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精神疾病类患者、另一种是未成年人。
我爸神志清醒，只是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不符合要求。
我妈再次回到房产交易处说明情况，苦苦哀求对方给我爸这种情况脑萎缩后期的老人一个出路。哀求他们用选择题的方式让我爸能够用简便地方式确认住址和个人意向。
对方那位女性办公室主任说：”过去没有先例，不能就为了你们破例！去训练他，让他把话说清楚了再来办！
勉强只剩下吞咽功能的我爸，如何能恢复语言功能？
我妈绝望了。
这个时候，房产中介和我妈说：“你出钱吧，我们找人把这事儿解决了。”
这个时候，某律师事务所和我妈说：“5000块，我们代理办监护人。”
在中国，连民法都规定不能实现的事情，贿赂，便可以实现。
当这个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真真切切地落在我们这样屁民肩上的时候，除了悲愤就是无奈。
我苦笑着对我妈说：“身体更重要。至少，咱还有条出路。”
电话的另一边，我妈流着泪说：
“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把你送出国。这些源源不断地，因为生活在这里就要遭的罪和忍受的屈辱，你都不用再面对了，你的下一代更不会有如此绝望的感受。我和你爸，死也瞑目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生活。”
我握着电话，哽咽得无法发声。“
感谢所有关注这件事情、帮助转发、参与讨论，出谋划策的朋友们，还有许多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的专业人士们，谢谢大家，赋予我和我的家人无比强大的力量，让我们重新感到温暖。
评论和留言中，很多朋友询问事情发生时候的具体情形和目前为止的进展情况。
在此，我将我母亲于1月9号（周一）在沈阳市沈河区房产超市所遭遇的事情详细介绍给大家。
2017年1月9日，我母亲和她的两位朋友带着身患系统性脑萎缩合并二级帕金森症的我父亲来到沈阳市沈河区房产超市办理房屋更名手续。
我父亲不能走不能站立并且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神志清晰，有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我父母从未分离，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的爷爷奶奶已不在世，卖房是我父亲的意愿，原因是现房没有电梯，我母亲膝盖有病变，已难以承受每天上下楼的需求。
我们的买主是一对来沈阳创业的外地夫妇，希望能在沈阳安家立业，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我母亲此前去沈河区房产超市（父亲名下的房产属于沈河区受理）预约了时间，并且说明了我父亲的情况，沈河区房产超市在三楼，没有电梯。我母亲希望负责人可以下楼到车里向我父亲询问问题。
当天更名窗口的两位负责人都姓张，在场的中介在填写表格的过程中填错了行，递交上去之后对方一下子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抱怨中介把表格填错了，随后跟随我母亲到楼下的车里，见到躺倒在后排座位上的我父亲说：”说你家地址。“对于我父亲这样几乎丧失了全部语言功能的患者来说，家庭住址是一句非常长的句子。我父亲正尽最大努力回答着，但张姓的负责人只听了开头，并且没再给我父亲任何机会就迅速地下车离开说：”都脑萎缩了，听不懂，去办监护人吧。“就上楼了。
第二天，1月10号，我母亲到了户口所在地的皇姑区法院办理监护人手续，法院的接待大厅负责人告诉她要去社区办理。
我母亲到了社区，社区负责人说：”我们只开居住证明，不办监护人，去找残联问问。“
我母亲找到残疾人联合会，那里的负责人告诉她残联也办不了监护人手续。
我母亲先后两次联系了沈阳市第一公证处和沈阳市第二公证处，那边的负责人告诉她由于我父亲语言不流利，不能够办理公证。
随后的时间，我母亲再次来到沈阳市沈河区房产超市，找到当天下楼的张姓负责人后，刚刚说了几句无法办理监护人的情况之后，张某就让我母亲去找另外一个张姓负责人。
我母亲又去见另一位窗口负责人，另一位张姓负责人听了几句就不耐烦地说：”那就等他死了办继承！“
我母亲再三请求，这位指点我母亲等我父亲死后再办理的张姓负责人让我母亲去找他们的领导。
领导是一位姓刘的女士。我母亲提议让我父亲用选择和卡片排列的方式回答提问，因为我父亲可以用手选择和拿起卡片。这位刘主任立刻否决了，让我母亲去医院来我父亲”神志清楚“的证明。后推脱让我母亲再去找张某，说她说了不算。我母亲又回去找张某，张某又让我母亲再回去找刘主任，来回推脱了数次。
当时已接近午餐时间。张某离开窗口走去吃饭，我母亲走到他跟前哭着恳求他给我们一条出路，对他说办不成监护人，因为我父亲是神志清楚并且有思维判断能力的。
张某一边走一边说：”那你为啥不对他们说你丈夫是迷糊了，糊涂的人！“
我母亲年纪大了，跟不上张某的脚步追着他和他讲话，张某撇下一边哭一边追赶着他的我母亲，大步流星地去吃午饭了。
我母亲再次回到刘主任的办公室，刘主任对我母亲说：”我们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回家好好做功课，训练你丈夫把问题都回答清楚了再来！“
目前我父亲的状况是勉强还有吞咽功能，如何能训练成流利回答问题？
我母亲绝望了。
事后，我母亲再次抱着一线希望去医院找医生，询问是否可以开具”患者头脑清晰“的证明。医院的医生回答说：”不可能啊，这样的证明谁来盖章啊！那样的证明要找鉴定机关做医学鉴定才行。“
此时，中介找到我母亲说：”你能不能出点钱把这事儿办了？“
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对我母亲说：”5000块，我们代理办监护人。”
……
目前，我母亲制作了大量的卡片、拼字甚至数学题，预约了下周四再次去沈河区房产超市的面试。
期待这一次对方能够给我们家一条出路。
我恨不得买张机票回家陪伴我母亲一起奔波，但是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我回去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只能由一个人的无奈变成两个人的无奈而已；她担心我的两个孩子离开妈妈时间太长，她会更有压力，更上火。
在我们走头无苦的时候，我写了开头那篇文字。
说实话写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应该期待什么。那种心里面空空的、冰凉的无助感令我们不知所措。
感谢微博这个平台，让许许多多愿意帮助我们，愿意帮助和我们一样有类似经历的普通百姓的朋友们；以及那些愿意团结起来，共同发出声音，让我们的周围变得更加美好的朋友们能够走到一起，给予彼此最强大的支持和力量。
谢谢你们！
2017年1月14号
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