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配新疆
1968年11月突然传出要毕业分配的消息。据说原本的高教部分配方案让驻校军工宣队退了回去，新分配方案除了在大山深处的三线工厂（符合机密和保密条件的）之外，不分是什么专业，通通下去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大西南，大西北，大东北……，我自愿报了最远的新疆。
49年后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从没间断过，可没有一次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我的家也不例外。我父亲是老北大，当年投师于中国地质泰斗谢家荣教授门下，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地质地理系担任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随西南联大辗转途径遵义时生下了我。抗战结束后，父亲公派留学美国。48年底父亲回到祖国，将全身心奉献给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文革中，他被扣上了几乎所有的黑帽子“反动学术权威，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里通外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被关进了地下室。当时我家中一成员因她三姨夫是8341的团长，在家里便也飞扬跋扈。母亲低三下四委曲求全，只有我敢和她论理儿。在那个年代，这个女人一句话能要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谢家荣老夫妇不就双双去了吗？母亲为息事宁人，把我赶出家门。我只好一直独自住在北大35楼，直到两派“巷道战”开始我才搬去二哥家当“小保姆”，恰值二嫂生产，一间平方小屋收留了我。北京的生活让我感到压抑，我想要走得远远的。
工宣队，在20几个报名者中指定了我，并当众宣称对其他好同志的积极性和热情要保护，言外之意……？新疆的名额就该由我这样“家庭和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人”去承受（工宣队的原话）。卢环是因为不顾工宣队师傅的劝阻受我连累才去了新疆。原本是我自愿报名，最后却变为发配，这种变味让我有点难于下咽。多少年后我才得知，家中的那位曾去北大工宣队检举我立场有问题，划不清界限，帮我爸写检查……。究竟我的档案袋里都塞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一人性扭曲的后果着实让我后来因此吃了些苦头。
临行前我们去地下室看爸爸，就像在监狱探监一样旁边始终站着造反派看守。听说我就要去新疆，爸爸眼里含着泪花。我什么也不敢说，甚至没敢告诉他我和卢环结了婚，怕他受不了。我说了句“相信群众相信党，保重”在我眼泪喷涌而出之前转头跑了出来。
奇台解放军农场轶事
我们到新疆后，由毕业分置办再次分到距乌市几百公里外的奇台解放军农场。零下30几度，我们十几个人被装上了一辆无蓬解放卡车送往奇台。大家衣服单薄，有两个南方来的男同学甚至连顶棉帽子都没有。我们女同学把围巾解下来给他们围上，凡是能找到绳子的把腰系上，然后紧紧簇拥地缩在一起，把所有能披的都披在身上，就这样也无法抵御敞篷车上寒冷刺骨的疾风，我们的手脚很快麻木了，嘴唇青紫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们开始拼命地喊叫“停车，停车！”……最后我们用拳头敲打着驾驶楼后窗玻璃，用缸子和水壶敲砸着驾驶楼顶，车才终于停了。然后，10几个装束得奇特的怪物在公路上狂奔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就这样，我们开车走一段，下车跑一段，于掌灯时分到了农场，一个永远忘不了的69年新年除夕。
我们所在的解放军农场有两个学生连队，一连全部是新疆本地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二连则全部来自内地，共分三个排，九个班。排长班长由解放军担任，班副则由他们指定的根正苗红的同学担当。场部坚持贯彻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改造的政策。农场的解放军战士们都不愿意接近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歧视和提防。倒是排长和班长在和同学们朝夕相处的相互了解中，结下的关系还不错。我们那时是天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顿顿中饭前跳忠字舞，然后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地开始吃饭。白天劳动，我干过扛麻包，打井砸夯，浇水，割麦子，拔苦豆，掏大粪各种脏活累活。我和体院体操系毕业的黄哲林（资本家出身）是班里的一等劳力。晚上则开会斗私批修。只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小个子男生，每会必发言，每发言必痛批自己反动地主阶级出身的烙印和表达坚决革命脱胎换骨的决心。而绝大多数人以沉默来抵制。62／63届是文革中最活跃和最有能量的两届。因为文革爆发时，新生对学校还不太了解，而毕业班就要离校了对运动也不够积极。在校三，四年级的学生自然就成了运动的主力，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一腔热血洒完了，被人当枪使过了，就被一脚踢开了，成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牺牲品。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相信不在少数。因此连里决定树靶子批“反动学生”。最后由于西瓜地开枪事件和拖拉机翻车事件的发生，批反动学生算搁浅了。后来我的班副透露给我，我曾是连里内定的“反动学生”之一。
每到星期天休息日，奇台县城是同学们购物的唯一去处。有时碰上场部的拖拉机就顺便拉拉脚。这天在从奇台回场部的路上一帮同学看见场部的拖拉机开来就喊停，拖拉机的拖斗上仅坐了几个人完全有空地，可解放军司机非但不停还加速企图绕过拦车的同学逃跑，结果拖斗车翻了，司机还不知道，以致一位车上的一连女生被压在车斗下拖了十几米，拖拉机才让愤怒的同学给拦截下来。这是翻车事件的故事梗概。
新疆戈壁滩只要有水是都可以耕种的。农场在我们两个连同学的辛勤劳动汗水付出下打了好几眼机井扩大了耕地。除了农作物外，我们还种了几亩瓜田。按说我们自己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场部也应该正常分配一些给我们学生连队。对于场部不适宜的作法同学心中有气，因此经常有人去偷瓜。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但二十几岁青年人的恶作剧绝不至于用荷枪实弹去对付。幸运的是，子弹擦耳而过，没酿成更大的悲剧。这就是西瓜地开枪事件。
在这之后，同学们不分曾经的天派地派，也不管家庭出身和所谓左派右派，齐心拒绝批斗“反动学生”，齐心为翻车致残的女生讨取公道，齐心收集整理材料上告。那是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小镇，又在那个年代，但最终我们胜利了，原部队被调防。70年春节前我们在新换防部队不打击报复的允诺下被再次分配。我再次由于那该死的档案，不具备在新疆无线电厂工作的资格。我和卢环继续被发配到南疆库尔勒面临再次分配。分配方案公布下来后的那个春节，我们连男生几乎全军覆没，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却很清醒，我那时甚至都做好了被分到农村去挣工分吃饭的最坏打算。
库尔勒的春天
春节过后，我们向南疆进发。这次是一辆带蓬的解放卡车，路径达坂翻越天山。一路翻干沟过戈壁寸草不生，当汽车一转过铁门关，眼前一片桃红柳绿，孔雀河水清清，这正是我曾梦想过的新疆！那突然的转换，鲜明对比的一瞬间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随即我们的车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尘埃中，“库尔勒到了！”。那会儿的库尔勒县唯一的一条大“马路”是有约10公分浮尘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坑洼泥泞。后来的泊油马路还是我们全县城职工义务劳动修建的。
在库尔勒我再次被告知，我没资格去广播站，因为这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喉舌机关。我被分到了库尔勒县中学。卢环分到了广播站。不管怎样，仍带工资，好过我的最坏预期，我们高高兴兴在广播站安了家。一间约十平米的土房一张床，包装木条箱翻过来铺上报纸是我们的餐桌，包裹上报纸的两块土胚是我们的板凳。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那时巴州各县广播站的技术员都是全国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担任，仅库尔勒就积聚了十几个来自内地的大学生，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我家是大家最经常聚会的地方。
库尔勒县广播站小院
来到库尔勒县城，当年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库尔勒县电影院了，库尔勒广播站就位于电影院南侧的一个小院里。正对大门的整栋砖房是广播站办公室和机房，大门左侧一栋一字展开的5，6间土坯房是家属宿舍。第一间就是我的新家，我的新房，可以这么说吧。从得知我被分到新疆，妈妈要求我们俩结了婚再走，我和卢环在北京领了结婚证，大学的两床被子和妈妈为卢环买的一件棉大衣就成为我们的全部家当。临行，一个简单的婚礼加告别家宴收到的两件礼品：二哥嫂送的一个脸盆和小姨送的一个搪瓷尿罐伴随了我们新疆整整九年。在农场时我们过的是集体生活，我把我俩除伙食和日用零花钱外的所有工资全都按月寄给了南宫农村，手里积蓄毫无。此时，一个水桶，一口锅加一顶水缸算是我们新房额外的置办。我婚后的日子就从这儿开始了。
在那个时代，我虽到哪儿都被作为教授的“千金小姐”另眼看待，但我最了解我自己，从小的放养生活方式和从九岁就开始的住校独立生活，使我面对家徒四壁，无米之炊仍可以过得津津有味。从最初无油无盐的酱油烹炒西葫芦，到后来的鸡鸭鱼肉满桌，我们的家永远是每个周末和逢年过节朋友们聚会的首选地。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敲三仙”的有巴州文化馆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的宋学忠夫妇，库尔勒公安局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杜德成夫妇，巴州广播站的潘志国夫妇和西安交大的胡孟浩及巴州物资局北京财经学院毕业的张乐华夫妇。逢年过节则有来自轮台广播站的北大物理系毕业的王凯歌和尉犁县农机站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的迟国彬加入。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高谈阔论，对我模仿巴州某一罐头厂流水线上一式的大学生女工在从事着贴商标，扣瓶盖的简单重复劳动的演示捧腹大笑……那种苦中作乐的场景记忆犹新。
（摘自《告别未名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