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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新重金主义” ——中国外汇储备大规模流失的后果

【导读】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16-17世纪的经济理论,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重商主义学派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和晚期的“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

面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近几年来,中国实行“走出去”的战略。预计今年春节假期,中国就有六百万人次“走出去”旅游,消费额大约一千亿元人民币,兑换成为外币,合一百四十多亿美元。中国每年到港台和外国的人数数以亿计,需要的外汇总额超过二千亿美元。中国居民到美国买房,近几年每年超过一百亿美元,去年超过280亿美元。而且近七成中国购房者直接支付的是美元现金。近几年来,中国在海外投资数额更为巨大,去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超过五百亿美元。

“走出去”需要用美元和其他外汇,现在突然发现外汇储备不够用了。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中国境内购买外汇,都必须填写一张内容详细的《个人购汇申请书》。中国中央银行加强了对外汇的管制,并且首次明确提出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填写申请表时,要求填写购买外汇的预计用汇时间和每种用途的详细资料。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将其列入“关注名单”。

近十年来,中国以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而骄傲,二0一四年六月,中国外汇储备近四万亿美元,达三万亿九千九百三十二万美元。相当于同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损失也在四万亿美元左右。二次大战後,美国对德国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总金额是十四亿五千万美元。苏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中国的援助六十六亿卢布,合十六亿五千万美元。

二0一四年占全球第二位的日本,外汇储备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有四万亿外汇储备,就感到自己很有钱。然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大规模流失,这一趋势至今没有遏制。中国多年来积累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美贸易的顺差。今年一月三日,美国即将上任的总统特朗普任命了一名长期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自己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报道说,这是特朗普决定履行自己竞选期间的承诺,以强硬姿态对待中国、墨西哥和其他贸易伙伴的最新迹象。如果美国真把贸易保护主义付诸于实施,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势必受到很大影响。这对中国补充外汇储备将形成新的困难。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是这个国家所有国际储备中的一种,下面从国际储备的结构谈起。

中国国际储备的结构

外汇储备与国际储备是两个不同概念。国际储备由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会员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IMF分配给会员国尚未动用的特别提款权(SDR)四个部分构成。中国国际储备四个组成部分各自所占的比重是很不平衡,大部分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其中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美元由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发行。美国不需要把美元当作自己的国际储备。美国储备的黄金有八千多吨,占美国全部国际储备的百分之七十四。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只占中国的国际储备不到百分之二,美元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储备。

至于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占各国国际储备的分量很小,这里不讨论。

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贸易差额是国际结算的主要部分。国际储备,特别是其中的外汇储备,并不是用来支付贸易,而是用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但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是实际财富的储备,这种财富可以用来扩大生产,外汇储备放着不用,等于放弃了一部分实际财富。外汇储备过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浪费。国际储备有一个“最适度储备量”问题。一国对外贸易数量大,需要的国际储备就多,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稳定汇率”的政策,就需要大量的国际储备。如果一个国家经常改变汇率来调整进出口贸易,需要的国际储备就少些。

外汇干预成为投机者的赢利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原本是紧盯美元,从二00五年七月开始,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某一外币在一篮子货币组合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以该外币在本国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为基准,一篮子货币是由多种货币分别按一定的比重所构成的一组货币。

现在人民币汇率不再紧盯美元,但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密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依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去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彭博社的人民币报价系统,显示了人民币对美元报价最低触及7.0121元。有个别媒体运用这一数据报道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突破7整数位心理关口”。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发表声明说,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汇率在6.9500至6.9666区间平稳运行。个别媒体“突破7整数位心理关口”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对此表示谴责,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二0一四年一月的6.09元人民币兑一美元,贬值为去年十二月底的6.9283元人民币兑一美元。这么大的变动,中国人民银行对此毫无办法,而对个别媒体把6.9666说成“突破7整数位心理关口”感到极其严重,准备“进一步追究”个别媒体责任。

人民币在近三年内不断贬值,追究媒体责任,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国家要在短期内阻止本国货币贬值的趋势,除了采取种种措施阻止资金外流外,只能运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对一个有贬值倾向但尚未贬值的国家,该国为了防止本国货币贬值,只能采取卖出美元或其他储备货币,买进本国货币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投机者抛售了大量该国货币後,该国中央银行购入後仍未使本国货币止跌,而听任汇率贬值,这时投机者就大赚了一笔。举例来说,一九九二年九月,在英镑尚未贬值时,索罗斯因预见英镑行将贬值,抛售了七十亿美元的英镑,购入六十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英国政府动用了二百六十九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阻止英镑下跌,但没有产生多大作用,英镑还是下跌了。索罗斯成了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仅从英镑空头交易中索罗斯赚了近十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认为,英国政府为维持英镑汇率而动用的二百六十九亿美元,其中近十亿美元的财富,转移到索罗斯手中。又如去年六月英国公投退出欧盟,英镑大幅贬值,英镑和欧元之外的国际性货币,如美元、日元,都出现升值,黄金价格也大幅上涨。外汇市场的投机者可以乘机大赚一笔,而更多人会受到严重损失。据当时报道,在两天内有六十九位亿万富翁财富升值。其中日本电子传感器生产商滝崎武光,增加了近六亿美元财富。从英国及欧洲出逃的许多资金很多都买了美元和日元避险,也因此而賺到了錢。全球四百名投资者在英国退出欧盟的两天内损失了近二千亿美元。可见,汇率的剧烈波动并不能造成实体财富的增加,相反,造成了数字财富的大转移。

二0一四年以来,为了阻止人民币下跌,中国央行多次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造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减少。索罗斯这几年大概没有袭击人民币,但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在中国央行动用美元支撑人民币时,用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购买美元,随着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的流失,相应的财富就这样转移到许许多多中国境外银行和个人手里了。当中国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後人民币汇率仍然下跌时,那些在下跌前抛出人民币的人,就像索罗斯当年一样,大赚了一笔。凡是外汇干预仍然不能阻止本国货币下跌而投入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成了外汇市场投机者的赢利。

当然,中国财富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在多年以来就一直以各种方式进行着,那些以高价出售中国国内房产并换取美元在国外购房置业的人,也是中国外汇储备流失的重要方式之一。

美联储加息和人民币贬值

在短期内,汇率变动主要受金融资产市场控制,与外汇买卖密切相关,但在长期内,一国汇率变动大体上反映一国经济状况。二00五年到二0一三年,人民币持续升值,是中国当时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结果,二0一四年以来,人民币的持续贬值,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反映。

美国近几年中经济不断增长、失业率下降,美元将不断升值。去年年底,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二十五个基点,今年利率还会有几次上调。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联储加息对欧洲、日本和中国都会发生强烈影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最近指出,美元加息会改变人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期,针对中国而言,会加剧国内资金兑换美元、到美国配置资产的趋势,使得资本外流压力进一步加大,继而增加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如果明年美联储按照预测连续加息三次,人民币将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

中国近三年中流失了近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还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大部分是外国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据瑞银(UBS)中国经济学家汪涛估计,中国持有一万四千亿美元美国国债以及八千亿美元欧洲国家、英国、日本等国的国债,用卖出这些资产来阻止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会造成更大损失。就在这种情况下,二0一六年最后第二天,中国央行采取了限制资金外流的新措施,这将有助于缓解中国外汇储备的流失。今明两年,当中国没有能力阻止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时,唯一的办法是听任人民币不断贬值到确定的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可以认为是人民币的“法定贬值”。

当代中国的“新重金主义”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九五0年仅一亿多美元,到二00六年才达到一万亿美元。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外汇储备最多也只有几亿美元,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下降到0。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就是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九三年,人民币大幅度持续贬值,从一美元兑一点五元人民币到一美元兑八点七元人民币,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外汇储备总量很少,一九九三年最高时也只有二百亿多一点美元,人民币大幅度持续贬值对中国影响不大。现在不同了,而从二0一四年以来,三年时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流失了一万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财富的转移。

这一万亿美元是中国老百姓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制造出来的形形色色出口产品创造出来的,江胡时代中国在创造大批贪官污吏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实体财富,使中国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崛起的时代,西班牙把本国和从法国、英国、尼德兰买来的制成品、把从非洲掠夺来的黑奴,一船船运往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通过掠夺和不平等的交易,从新大陆获得了大量金银财宝,一船船运回西班牙。而江胡时代的中国,依靠本国工人、农民工、工程师和企业家的智慧和劳动,把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品”运往欧美和全球各地後,返回中国的船只除了一些农产品、石油和造成后来“产能过剩”的铁矿石等原材料外,运回的是一箱箱外汇数字财富。

在欧洲历史上,“重金主义”是“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这种“舊重金主义”把获取和储藏尽可能多的金银货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新重金主义”则把获取和储藏尽可能多的外汇货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当然,这种“新重金主义”没有奴隶贸易,也没有殖民掠夺,与十六世纪西班牙依靠对外掠夺和贸易积累大批金银的“舊重金主义”有很大不同。

告别“新重金主义”

一是重视货币财富,把获取和储藏尽可能多的金银货币或外汇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

二是新舊重金主义都在本国引起了“价格革命”。在十六世纪,大量金银流入西班牙,西班牙并没有生产出更多实体产品,金银的流入造成货币数量很大扩张,导致西班牙物价不断上涨。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价格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十六世纪中期,其他欧洲国家也普遍出现了物价连续飞涨的情况。到十六世纪末,欧洲国家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了两倍以上。其中西班牙由于掠夺的金银最多,上涨的程度高达四倍多。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一般也在两倍左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短暂的“新重金主义”,导致了中国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普遍上涨。

第三,新舊“重金主义”都造就了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和弥漫大都会的拜金炫富之风。

第四,新舊“重金主义”还一个相同点是,“舊重金主义”把积累金银货币作为强国之路,“新重金主义”把获取大量外汇储备、追求GDP数字视为国家富强之路。

与后来英国法国的“重商主义”相比,十六世纪西班牙的“重金主义”并没有守住金银,大量金银都通过贸易转移到英法和欧洲其他国家去了。西班牙的“重金主义”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以西班牙霸权的丧失而告终,江胡时代的“新重金主义”不过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到二0一六年就不可持续。

“新重金主义”的四大后果

这一“新重金主义”的实行,造成了种种不良後果,其中有四大后果特别严重:

一、造成实体财富转移,实体产品输出国的国内有形经济资源通过实体制成品形式流失到实体产品输入国;

二、造成环境的破坏,在一个国家尚未把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密切相连的情况下,大量的铁矿石、石油等原材料输入,制造物质产品过程中产生大量污染物,严重破坏了实体财富制造国的环境;

三、影响外汇积累国的货币主权。美元是储备货币,所以美国的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很少受外汇市场状况的影响。中国就不同了,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美元的升值和贬值明显影响中国的货币供给。外汇储备大规模流入中国,中国在购买不到其他国家高科技最新产品的情况下,这些外汇不可能到其他国家购买中国有能力制造的一般消费品,如果大量进口这些中国有能力生产的产品势必导致中国这类产业的萎缩;二00八年以后,中国取消了强制结汇政策,出口企业可以留存外汇。但一般来说出口企业收到外汇後还是尽快换成了人民币,这在实际上推动了人民币发行量的扩张。

四、对进口实体产品而形成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导致这些国家同类产业企业竞争力的削弱,并造成同类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失业率的增加。美国对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贸易逆差约为七、八千亿美元,中国占了其中的一半。中国大量廉价产品输入美国,使美国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业不断萎缩。特朗普在去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提出“削减贸易赤字”、“把就业带回美国”,反映了美国国内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强烈要求。

美国是主要“储备货币国”,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美国中央银行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持,由中央银行按需要用美元现金或开出巨额支票,向美国财政部和商业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而发行美元货币。这是一种通过发行国债间接发行美元的货币发行制度。美元的源头在美国政府债券上。美国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由美国国会批准。美国可以有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逆差,而不必担心国际储备货币的大量流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这种“新重金主义”无法持续,从二0一四年开始走向反面。当中国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短短的三年中流失一万亿美元的今天,中国不得不断然改变货币政策,在保持货币主权、汇率稳定和国际资本流动三者之间,暂时放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限制中国国际储备的流失和加强对进出入中国资本的管制。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大规模流失,中国对外出口贸易额的下降,中国将无可奈何地、被迫地告别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新重金主义”。十六世纪西班牙的“舊重金主义”持续很长,但西班牙称霸一时,最后仍然走向衰落。没有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西班牙十六世纪的崛起和衰败就是前车之鉴。西班牙的强国路,不仅造就了老大的西班牙自身,而且造就了一个长期落后的拉丁美洲。

2017-1-5 写于Washington DC 郊区

《前哨》月刊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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