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是文化党，在它的历次党章中也没有规定党员必须具备何种文化素养（中国的民主党派还明确规定，党员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对象），不识字的也可加入共产党，国内还有党委书记写不来汉字的报道。不过，在江泽民标榜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中共“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前进的方向”一条，胡锦涛承袭之，习近平也称要把“三个代表”“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有一个阿Q精神在蠕动：阿Q“很自尊”、“见识高”，“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尽管他一无所有，先前也并不阔。连疯狂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全民运动也叫“文化大革命”，实在是“革”“文化”的“命”，戕杀“文化”。
但不能说我们的党就无“文化”，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大概念，它应该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今日我们不绝于口地在说“烟文化”、“酒文化”，故而我们党的所作所为也不能排除在“文化”之外，虽然它远远够不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但它毕竟折射出、表现出一种“文化”色彩，当然是“党文化”色彩。
党文化以谎言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过的最大谎言就是：“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这与前苏联“装饰家”如出一辙。诗人库古尔季诺夫在诺申斯克集中营婴儿院看到一大群不到六岁的孩子，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但他们背后的板棚上却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其它大谎如亩产几万斤粮、几千斤棉已被全国各省市地县所发的一两二两、一斤二斤的粮票、一尺二尺的布票所证伪，又被饿死的三千多万人的枯骨所泣诉（按：梅德韦杰夫二〇〇九年说过：“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
最大的历史谎言是：蒋介石不抗日，躲在峨眉山上，日本投降后就忙着下山摘桃子论。历史不可欺，抗战之史实就是国民党有二百零四位将领殉国（按：马英九言有二百零八位），伤亡国军官兵三百二十二万余人。无论是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还是随枣会战、豫南会战等大型会战，国民党军是抗战主力。中国人把历史叫《春秋》，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毛泽东为一党之私欺骗了我们几十年不说，但纪念反法西斯及抗战胜利七十年时，领袖和党媒还在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则是“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义”了。
阶级斗争是党文化精髓
马克思主义曾经强调了阶级斗争，但它有鲜明的历史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大量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恩格斯写了专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们指出在悲惨的状况下，工人阶级只有斗争才能改变处境。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愈发展，这就不可能采取用它在低级阶段所惯用的那些小小诓骗和欺诈手段”，如延长工时、雇佣童工、克扣饭食、践踏人权等。这一切不仅不适宜世界市场竞争，也不适宜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
然而，虚伪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成了一抓就灵的法宝，有了它就可以掩盖一切贫穷落后、一切封建残余、一切社会矛盾，巩固极权统治。
运动是党文化蒸汽泵
许多人以为只有解放后才有一连串政治运动，此言差矣！据韦君宜《思痛录》：早在延安时代就有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按：早在“抢救运动”之前中共内部就有清查AB团运动），结果呢？——遍地冤狱。解放后呢？先是批判《武训传》，再就是拿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刀。接着是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不过这只是洗脑的开端。“反胡风运动”才是刺刀见红，一共触及了二千一百余人，其中被捕的九十二人，被隔离审查的六十二人，被停职反省的七十三人。
这在民主国家、公民社会是不可理喻的。勒庞说“领袖头脑的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而“群众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群众的心理中并没有多少逻辑成分，也缺少一种理性的批判力。但共产党发起群众运动、掌握群众运动要的就是这种奴性，这种盲从。仔细想来，通俗的逻辑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以后的“反右”运动就是把这种群众批判精神发扬光大了。“在批斗会上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思痛录》P42）旁人更不敢支吾半句，不落井下石就阿弥陀佛了。一波接一波，“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又以运动形式掀起了各种怪异的热潮。“文革”更给历史留下了血的教训。“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按：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文革’武斗死亡者、群众专政处死与逼死的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是个问号），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一种解决”（〈英〉阿塞‧库斯勒《中午的黑暗》P58）庐山会议上彭、毛的观点出现了分岐，解决之道并不是讲理而是“反右倾”，批判反党集团，一运动就把不该掩盖的掩盖起来了，把真正矛盾隐蔽起来。
运动是手段，“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仍是政治伦理中的唯一法则”（同上书P124）：
共产党靠的就是运动，“运动万岁”，也凭运动造就了“万岁”，造就了“伟、光、正”！
《争鸣》2017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