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笑的故事

1968年,30岁,男,F省S市某外贸公司干部

头一个发现他不会笑的是个政工干部——一顶宁静的小帐篷——“忆怪事”时被“忆”出来——面对毛主席像的表情像哭——工宣队土法上马——一个不会笑的人成了笑料——突然间竟然大笑不止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故事,本来是我自己想把它写成小说的。特别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奇妙的情节,它自我就完成为一部绝对精彩的荒诞剧。可惜我不能写!一是因为这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亲戚,二是这故事完全不用再虚构,照原样写出来就足能把贝克特、尤涅斯库那些荒诞派大师们气死。我一想,你的“一百个人”里肯定没这种典型,送给你吧!你这家伙,好运气总是自个儿去找你,而我总是到手又飞了,没办法!但你必须答应——事后还给我一个好故事怎么样?咱可谈妥了,君子协定?呵哈,当然我不要你还,我是因为你那“一百个人”里不能没这个典型,才拱手相让,自送给你的。我来讲——

我相信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喜怒哀乐中,以笑的表情最多。

哀与怒,反应到人脸上,只不过有限的几样,可是人笑的表情就无穷无尽。你闭上眼好好琢磨琢磨人的各种笑吧,多丰富!比方,大笑、微笑、傻笑、憨笑、狂笑、疯笑、阴笑、暗笑、嘲笑、讥笑、窃笑、痴笑、冷笑、苦笑……哄笑、假笑、奸笑、调笑、淫笑等等,还有含情的笑、会心的笑、腼腆的笑、敷衍的笑、献媚的笑、尴尬的笑、轻蔑的笑、心酸的笑、宽解的笑、勉强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对,还有皮笑肉不笑、止不住的笑或仅仅笑一笑,还有!另外一类的笑——含泪的笑、哭笑不得、似笑非笑——仿效第八代评论家擅长模拟最新学科术语的方式来说,这属于“边缘的笑”、“交叉的笑”或叫做“包容多种内心机制的笑”。瞧,你也笑了,又是一种笑——蔫损的笑!

当今工具书热,单是各种笑足足可以编写厚厚一大本《笑的词典》,供给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以及官场里察言观色和初学写作者挑选词汇使用。人这样会笑,富有笑,可是我姐夫居然一样儿也不会。这怪人,他不会笑!

头一个发现的是天才。这天才绝不是我姐姐。我姐姐是中学教数学的,她只对等号两边的数字最敏感,对人稀里糊涂,不然也不会二十六、七岁才谈恋爱。我?不,你错了。在中国对人敏感的,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工干部。头一个发现我姐夫不会笑的是我姐组学校的政工干部小魏。当他把这个天才发现告诉我那糊涂姐姐时,我姐姐竟然说:

“你只在我家见过他一面,可我认识他快一年了怎么没看出来?要说他人呆板,不爱说,倒对。说他不会笑,胡说!人怎么能不会笑?”

那时,我姐姐正爱他爱得发狂,天天一下班两人就粘到一块儿。那些搞数理化的人,理性思维的人,一堕入情网,比咱们更海阔天空、神魂颠倒。我对爱情有个解释:爱情既然是爱自己所爱的,实际上都是爱自己。对方都带着自己假想或梦想的色彩,把自己的笑当做对方的笑,将自己的感情放在对方身上来感动自己,对吧!要不那么多人为爱而殉情?它一完、自己也完了呗。所以我又认为,初恋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精神失常期,进入一种幻觉状态。小魏的话好像摔出根手指头把我姐组从幻觉中捅醒。她认真一想,居然想不出他笑是副什么样子!她就决心试试自己的恋人是否当真不会笑。赶巧那天是我姐夫生日,他属猪。我姐姐还真有办法,跑到商店挑选了一只滑稽透顶的小肥猪,屁股上有个笛儿,一捏吱吱叫。她用彩纸包好,揣在衣兜里,当晚两人约好在海天门公园会面。她领他走到一盏葵花灯下,为了能看清楚他的脸。她说:“我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说完紧盯着他的脸,心想他照理应该露出风趣的或者好奇的微笑,反问她:“你要送我一个什么好宝贝?”

他确实也是这样说了。但我姐姐头次发现这家伙的脸皮就像结冰的河面,没一丝笑的微波漾动。太可怕了!难道他真不会笑?这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鉴定。

我姐姐沉住气,打衣兜里掏出礼物,还尽量装得挺高兴,说:“给你,自己打开看吧!”

如果这家伙看见小肥猪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议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运撞上了。

后来我姐姐告我,当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他打开那包里装的是颗定时炸弹。难以想象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剥开那美丽的花纸时,神气好比在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信封。小肥猪露出来,他手一捏,吱地一叫,任何人都会给这玩意逗得大笑,但这家伙只是连连说:“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极了。”那张死脸就像两扇关得严严的门,一动不动,门上还挂把大锁,贴封条,千真万确——是表情的残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那天真把我们全家吓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全懵了,想劝她都不知该怎么劝。我不信他真不会笑,后来见面一试,果然真不笑。逢到特别该笑的时候,他只是咧咧嘴,“嘿嘿嘿——”。像笑声,但嘴角决没有半点笑意,脸上的肉像冻肉。

那段时间,姐姐很少见他。大概怕见他,怕他不笑。偶尔他来,姐姐不拿眼瞅他,局面挺僵。我为了缓和气氛,禁不住说几句笑话,我注意到,此时姐姐却又不甘心地瞥他一眼,巴望那张死脸上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笑来,但每一眼都是一次打击。我想劝姐姐算了吧,这样下去会犯神经过敏,再说和这怪家伙生活一辈子太没劲了。整天面对着一张“阶级斗争脸”,生活中一切欢乐都没反应。两个人之间“意会”的事多半都是用笑表达。笑是最好的良药,笑还是生活中的一种溶解剂,人和人沟通的最便当的渠道……可没等我把这些见解告诉她,却发现她竟然离不开他,这事儿就麻烦了!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大学念经济,在学校是绝对的尖子;他的英语,照我的话说,比中国话说得好。做事极认真,守信用,尤其遵守时间,又爱干净。虽然只有两件衬衫,什么时候看都像新的,补丁在他身上像装饰,这些都是我姐姐从骨子里喜欢的。

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从他俩的关系上我还发现,原来女人比男人更需要体贴。有一次两人约好去看话剧,说好在剧场里见。吃晚饭时忽然刮风下雪,有人敲门,他来了。我姐组说:“不是说好都到剧场去吗,你怎么来了?”他脸上没表情,嘴在说:“别又忘了戴口罩。”我看见姐姐回屋翻抽屉拿口罩时,脸上有种幸福的微笑。女人要的就是这个!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于是我改了主意,想撮合他们了。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得很巧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我看他并不觉得自己不会笑。既然这不是种病态,他身上就什么也不缺少。

一天我看书——是哪本书,我忘了。书中有句关于爱情的话:“不要看他的脸,要学会看他的心。”

我就把这页打开着,放在我姐姐桌上,等她看。第二天我姐姐上班去,我再看,在这句话后边,姐姐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谢谢你!”我知道姐姐这三个宇是写给作者的,也是写给我的,从此这场别扭就在他们之间不知不觉渐渐消失。后来他们结了婚,姐姐搬到他家,又有了孩子。有时我去她家串门,并不觉得我姐夫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使他们的生活缺少什么。不笑,自然也没有假笑;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她对他报以感激的微笑时,他那张没有任何反应的脸反而好像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有时,我姐夫和他们心爱的儿子在床上翻滚打闹,弄得小家伙哈哈笑得喘不过气来,我姐夫的表情却依然严肃得像个摔跤运动员。我发现,姐姐在一旁笑眯眯看着,仿佛听到这怪家伙心里开心的笑声……一个能体会别人内心的人是幸福的。我觉得,我姐夫这张无言的脸就像一顶宁静的小帐篷,我姐姐就躲在这小帐篷下,和他一同享受着人间的一切温馨。

听到这里,你肯定沉不住气了——我骗了你!哪来的荒诞,分明一个诗情画意的故事。别急,别急!人都是正常的,荒诞都是生活的强加。换句话说,荒诞是生活的本质。

我还相信一位哲人的说法:一样东西带给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时还带给你不幸。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你还记得“忆”是什么意思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分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给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人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我们调查了他孤儿院的老师,还有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都说他会笑,笑过。我们有一大堆证明材料!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性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子都龇出来,硬堆在颧骨上的肉痉挛般地狂跳起来,扯得眉毛直抖。样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可是他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人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地给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不笑的人,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我姐组流泪了,对他说:“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姐夫的自卑。从我看来,一个没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远阴天。尽管他们仍旧相依相爱,但总感觉有种压抑感使他们的屋顶也矮了两尺。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到他们家串门,我自己也不会笑了。奇怪,我怎么也不会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家,桌上有个裂成两半的小镜子,我无意面对镜子想笑笑,一时竟然不知脸上的肌肉怎么动,嘴一咧,哟,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气一样。我吓了一跳,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嫌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多年搞运动,培养的人专长都只会搞运动。人到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手。可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会笑,怎么能接待好外商?谈生意准砸锅。但除他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拿他将就一时。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组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成了公司那帮头头向上卖好邀功的资本。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还搬了家,住进一套三居室外带大客厅的公寓房,一个当今中国富裕家庭必备的器物应有尽有。姐姐经常穿着他从国外捎来的新款式衣装,佩戴小首饰,高高兴兴去亲友家串门。再不避讳他而随心所欲地想笑就笑。他呢?专车,小西服,头发搞得贼亮,只是那张脸依旧不笑。可这不笑的脸却处处受到欢迎,在酒店宾馆里受到高质量的“微笑服务”,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边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样一下子如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受身体里什么东西惊动时那一声。跟着“咕、构构构贡”连着响起来,好似有东西在他喉咙里憋着,很难受。我组姐以为他得了急病,一看他的脸挺滑稽,随着咕咕响,两嘴角像有根线往上扯,一挑一挑,脸上的肉乱扭,那双从没弯过的眼,居然弯曲成一对打卷儿的小柳叶儿。我那傻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鸭!”

这话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于爆发了似的,大笑起来。他竟然笑了!而且不是以前那种怪样,而是真正开怀大笑!我姐姐说,当时他脸上的五宫就像花开那样,所有花瓣都和谐地张开……更是不可思议。但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吓傻,以为他疯了,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姐夫摇着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电视上那两个相声演员一眼,笑就会加剧一阵,直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姐姐扶他上床,赶紧打电话给我,我赶去了,只见我姐夫蒙头裹着被子咯咯地笑,整个身子在抖,擂得床架子嘎吱嘎吱响,好像得了寒热病。我掀开被子看他,确实在笑,但枕头上泪湿了一片。我问他:

“你怎么了,难受吗?”我姐夫一边咯咯笑一边告我说:“我止不住了。”

我给他吃了两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呼呼大睡。今天早上姐姐告我一个奇迹,他脸上竟然出现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简直不可想象。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一个表情也不放过——它显示了文革的绝对权威。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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