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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记者、警察、律师,持续21年的洗冤之战(一)

李树亭律师与聂树斌的父母聊天。摄:Wu Hao/端传媒

【编按】蒙冤屈死21年,河北鹿泉下聂村青年聂树斌和他的家人,终于迎来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面对这份迟到太多、得来太难的正义,痛失爱子的聂家父母嚎啕大哭中“感谢党和政府”,面对后续追责问题,最早参与揭开“一案两凶”的老媒体人马云龙直言阻挠聂案平反者还在升官,而陪伴聂家申诉10年的律师李树亭则潸然泪下。

2016年6月,最高法宣布将重审聂案之后,端传媒记者来到了下聂村聂家,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了聂家洗冤的“最后一役”,被聂树斌一案深刻改变的家庭和人生。从12月6日——最高法决定重审聂案半年——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日刊载聂家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写报导。

石家庄市正西的山脚下,河北鹿泉市下聂村,一间不起眼的红砖民房。

21年来,在这屋子里进进出出的人,没有人逃得开聂树斌的影子。他是家中独子,腼腆,口吃,备受父母和姐姐的关爱,死的时候,只有22岁。

他是被枪决的,罪名是“强奸杀人”。家人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甚至到现在都无法确切知道,他究竟是死于1995年春天,还是1996年深冬。

阴影笼罩了这个家庭,全村人都用聂树斌的名字吓唬自己家的小孩。

直到10年后,2005年,记者马云龙在报导邻省河南的另一宗命案时,发现犯人交代的罪案里,包括了当年令聂树斌被判死刑的这一宗。《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篇调查报导,揭开了冤案的盖子,也点燃了聂家的希望。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找到真凶的警官郑成月,记者马云龙,还有律师李树亭,由此开始了洗冤之路。真凶已认罪,为冤杀翻案能有多难?谁也没想到,这条路竟走了整整11年,接力协助的律师至少有8人,追踪报导的记者换了三代。

2016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聂树斌案提起再审后的第二天,这条路上的核心团队再度聚集在聂家的客厅,他们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了“最后一役”。

主人位上坐着马云龙,所有人都叫他“马总”。他胡子拉碴,声音低沉,一件墨绿色摄影马甲,冷静地指挥布局,有着与72岁年龄不相称的充沛精力。

聂家女主人张焕枝坐在客厅中间的小圆桌旁,招呼来来去去的客人,“喝水喝水”。她73岁了,黑脸,短发,身子微胖,神情疲倦,但腰板总努力挺着。

矮木桌上堆着记者们带来的西瓜,摆开几个瓷碗,盛满白开水。桌旁还坐着律师李树亭。他方脸光头,河北普通话轻轻缓缓。他刚陪张焕枝从法院赶回来。从2005年接下这案子,他已经数不清,自己去了多少趟各级、各省的法院。

前广平县公安副局长郑成月像一阵风,带着两个人走进来。一个是年轻记者,一个是老访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围绕着聂案,最常聚在一起的两群人。

所有的人都起身寒暄“郑局好”,郑成月一屁股坐下了。

他圆脸,肚子很大,习惯用眼角扫视人,眼神警觉。落座的片刻,他又用眼角扫了一下屋里的人,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一口,哇的一声,哭了。

随后的这一个下午和晚上,郑成月哭了四五回。一个大男人的呜呜哭声,牵起了整个屋子里人们的委屈和回忆。

11年来,这个团队寻找真相,穷尽所有司法程序,在每一个关键环节上死咬不放、克服障碍,要给被河北政法系统“冤杀”的聂树斌讨回公道。在这条洗冤之路上,郑成月从公安局长变成整个河北公检法的“对头”,马云龙被从全中国的媒体除名,李树亭几次陷入深度抑郁,张焕枝从无知的农妇变成目光坚定,满口法言法语的女战士。

终于到了最后一役,他们既振奋,又紧张。张焕枝说,等“树斌的案子平反那天”,要和马云龙、郑成月去村子里的大槐树底下合张影。但过了一会儿,又对着“马总”和李树亭嘀咕起来:你说高院这次会不会再次说,就是聂树斌杀的?当初那么就给人杀了,现在真的会给我们翻回来了?

等待太久,执拗的人们终于给聂树斌一家洗刷了清白,虽然伤害已经永远无法抚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的聂树斌案,做出再审终审判决:推翻1995年3月15日和4月25日,由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对聂树斌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一审和终审死刑判决,判处聂树斌无罪。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提审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网上图片

与儿子的最后一面:他有话要说

儿子死了整整21年,这21年的过往,和有关21岁儿子生前的一切,张焕枝讲了无数次。很多细节已经忘了,有的却终生不忘。

出生于1974年的聂树斌是家中独子,初中毕业,在与石家庄毗邻的鹿泉市的一所校办工厂做焊工,老爹聂学生在石家庄联碱厂工作,姐姐是当地乡村学校的老师,妈妈耕种二亩地。在20岁之前,他的生活算得上顺利。唯一的烦恼是,因有严重口吃,聂树斌性格自卑,从没谈过恋爱,见到陌生人和女人会害羞,几乎没有朋友。但是家人宠着他。1994年,姐姐聂淑慧给他买了一辆蓝色山地单车,这是村里的第一辆时髦车,谁也没想到,不久的日后,它给聂树斌招来致命横祸。

1994年9月23日,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的几名警察来到聂家,张焕枝才知道前一晚没回家的聂树斌被抓了。警察拿出一张照片问张焕枝,这是你家的吗?照片上显示一件女式上衣,没有血迹。张焕枝在迷惑中否认了。警察随后又来搜查了三次,拿走一个日记本,他们说聂树斌因有作案嫌疑被逮捕了。什么案子?什么嫌疑?惊慌的家人询问详情,警方没有透露更多。

几天之后,一张逮捕证送到聂家,上书“聂树斌因犯有强奸、故意杀人罪行,于10月9日执行逮捕”。聂树斌的父亲,在工友们眼中老实至极的聂学生发了疯,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拒不签字。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张焕枝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1995年3月12日,只有两分钟。

那天,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聂树斌抢劫杀人案,因“涉及隐私”,作为被告家属的张焕枝也不让进。在法院门口马路上等着的时候,她看到两个法警把儿子从警车上押进了法院。一个多小时后开完庭,在主审法官康平和法庭指定律师张景和的陪同下,她在法庭后面的一个小屋中看见了聂树斌。

张焕枝老远就听见儿子在大声哭。“他背对着门,我喊了一声‘树斌’,他原本双手捂着脸大哭呢,放下手,看见是我,猛一下不哭了,只叫了一声妈。他旁边有四个法警。我推门想往里走,还没走到他那里,法警就把我推出来了。”

二十多年来,她向媒体无数次回忆起这段细节。她说,总觉得儿子有话要说,但是聂树斌口吃,啥也说不出来。

事后张焕枝得知儿子在法庭上“承认了罪行”。张景和律师说证据不足,无人证、物证,只有聂树斌的口供,他做的是有罪辩护。

4月28日,聂学生去看守所送衣服,看门人随意说了一句,别送了,你儿子昨天就被枪毙了。

聂学生脑袋发蒙骑车回家,告诉躺在床上的妻子,儿子已经被枪毙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咋会不通知我们家属就秘密枪毙了呢?”

他们甚至不知道,法院枪毙人是应该要有判决书和通知的。

被害人康菊花家的处境也同样惨淡,女儿被杀,康家申请的6万元经济赔偿,聂家拿不出来,聂学生一个月工资仅27元,东凑西凑2000元给康家送去了。3天后,聂家从火化场领回聂树斌的骨灰。

1997年,有人来给聂家介绍阴亲,一个比树斌小6岁的女娃,死于白血病。张焕枝想让儿子“死了也能成一个家”,就接了这门亲,给了女方家长两千元彩礼,一起吃了一顿饭。但两家人并不走动。聂树斌的坟头低矮,里面埋着他和阴婚妻子的骨灰。但现在回头想,亲友们已经不敢确认,那是不是聂树斌本人的骨灰。

接下来的很多年,出了强奸杀人犯的聂家小院,成了全村人教育孩子必然会举的反面典型。

“再不听话,也像聂树斌一样被枪毙了去!”走在下聂村的巷子里,聂学生不止一次听乡亲在家呵斥娃传来的怒吼,一声声震着他耳膜,老汉擦把泪,装作听不见,脊梁骨却挺不起来。

也有亲友主动上门。聂学生快退休了,他在石家庄联碱厂算有稳定工作,原本儿子可以去接班,现如今,聂树斌被枪毙,顶替名额被空出来,成了被众人眼热的肥缺。远亲近友排着队来说,希望聂家让出名额,给自己家的孩子。聂学生死顶着,没松过口。

厂里车间里安排聂学生带学徒,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淘气爱玩不听话。每天下班回来,聂学生都跟老伴哭:“满眼的娃娃,哪一个是我的儿啊!”

在崩溃边缘,聂学生两次吞药自杀,都被救下,没死成但是落下了残疾:偏瘫,拖着棍子才能行走,生活却几乎不能自理。熟识他的人说,聂学生性格发生很大变化,经常瞬间爆发狂躁症状。直到今天,他每月从厂里领的退休工资,是家里唯一稳定的收入。

聂家人就这样臊眉耷眼地熬了十年,直到《河南商报》的记者上门,给聂家带来一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2013年9月,中国河北省邯郸市,聂树斌之母(图中)于邯郸中级人民法院门外抗议。摄:Wang Qian/Imaginechina via AFP

天上掉下来个“真凶”

2005年1月末,《河南商报》发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新闻:《河北‘摧花狂魔’荥阳落网》,说一名潜逃多年的嫌犯王书金,春节大排查中在河南被抓获。在联合审讯中,他痛快交代了自己曾经在河北强奸多名杀害4名女性。

写这篇稿的记者楚阳还了解到,河南河北两地的公安发现这事很棘手:因为有个年轻人作为其中一起凶案的凶手,十年前就被河北法院宣判死刑处决了。他将这个还未能查证的信息,告诉当时以顾问身份主持总编辑工作的马云龙。

一案两凶!直觉告诉马云龙,这是千载难逢的大新闻。“我一直希望找一些案子,让我说我一直想说的话”。他说,在中国冤杀的案件若得昭雪,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真凶浮现,一是死人回家。

当时已经60岁出头的马云龙,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文革末期,他曾因为“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当做现行反革命被捕,关押期间,“四人帮”倒台,以“未决死囚”的身份,马云龙在看守所里呆了四年半。恢复自由后,辗转做了几份工,直至加入报业,才如鱼得水,并一举成名。

因着这段经历,马云龙说自己明白聂树斌被冤杀的状态:“我懂得一个被冤屈的死囚在死牢里等着被枪毙的感受。他生前如何做活死囚,最后如何度日如年,我都可以想像出来。”

马云龙点名调查记者范友峰和楚阳,再赴河北,进一步查找案情的关键细节:这个被冤杀的“假凶”是谁?受害人又在何地?当时的石家庄公安是谁承办的这个案子?当初如何就下了死刑判决?

两个记者从已经被捕的王书金入手调查。他们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见到王书金专案组组长、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

“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说话不太客气,比较直接,一看就是老刑侦,很不好打交道的那种人,”范友峰回忆。郑成月告诉他们,审讯进行得很顺利,王书金“竹筒倒豆子似的”交代了三起强奸杀人的具体地点。不过,关于可能替王书金顶了罪的那个年轻人,郑成月只说:“一个大概姓聂的,在石家庄西郊。”

根据这仅有的线索,两个记者在石家庄郊区的村子里大海捞针般问了三天。他们不停地换出租车,向出租公司打听,来来往往的几百个司机没人知道这起杀人案,最后还是一个村干部帮忙锁定了下聂村。在村头的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下,记者们终于见到“神情恍惚”的张焕枝,走进了被“凄风残雨笼罩”的聂家。

张焕枝回忆自己初见范友峰时,满腹疑问,“他们啥都不明说,只是说帮助调查案子。我问,你们河南的记者调查这个干啥?他们也不回答。”

第二天,张焕枝领着他们去找十年前聂树斌的辩护律师张景和。在石家庄市区的一片平房内,高高个子的张景和态度很不好,不愿意透露辩护过程。范友峰询问出,张其实是司法局的干部,没有律师证。而按照规定,法律工作者不能以律师名义收取代理费,更不能对当事人谎称自己是律师。范友峰回忆,张景和认为聂树斌就是杀人凶手,他对自己辩护的案子,没有疑问。

“我一听生气了,就质问他说,既然没有疑问,你还辩护啥,还收人家聂家两千块律师费?”范友峰和张焕枝又向张景和要聂案的判决书,却被告知,在搬家过程中“丢了”。

第二天,范友峰指点张焕枝带着女儿聂淑慧“赶紧找关系,去石家庄中院要判决书”。张焕枝找到了一个朋友,带着她们在法院的档案室看到了判决书。这也是事发10年之后,她们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聂树斌案卷宗的玉米地凶案现场图。图片来源:已公开的卷宗

范友峰专门嘱咐聂淑慧,尽量给判决书拍照,“也许这就是唯一一次机会。”但拍照和复印都没有被允许,聂淑慧于是摘抄了基本案情,交给了范友峰。

当记者再联络法院时,法院以各种理由推搪,判决书已经看不到了。法院线索断了,两个记者又从当年经手聂案的警察继续调查。

当年聂案所在片区桥西裕华分局政治处的民警张建勋,给了记者一个名字:焦辉广,说他当时曾参与办理过聂案,对案情细节特别清楚。记者辗转找到了已经调任东华路刑警中队中队长的焦,他非常警惕,只说自己参与过破案,写过一篇通讯,发表在报纸上,但不肯多说。“案子都过去十年了,我也不知你们问这事的目的,这事难办。对聂树斌一案我记得太清楚了,但就是不能告诉你们细节。”

采访结束,焦辉广指着范友峰说:“你这次走不了啦。”楚阳发现,警察们把他们锁在了二楼。范友峰将楚阳安抚到一边,与焦辉广周旋了一阵,才得以脱身。

两位记者在《河北法制报》、《燕赵都市报》和《石家庄日报》社的档案室内翻查了3天,搜遍所有2月至5月期间的法制新闻、头版和国内版消息,终于在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的二版上,找到了这篇焦辉广所写的通讯稿:《青纱帐迷案》。

《青纱帐迷案》中写:

“在指挥员的严密部署下,一张查寻和守候骑蓝色山地车男青年的天网悄悄铺开。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终于又出现在电化厂平房宿舍,被守候的侦查员张日强和杜同福当场擒获。”

“经审查,此人叫聂树斌,今年21岁,是鹿泉市综合技术职业学校校办工厂工人,他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

“8月5日下午,他游荡中从张营村偷走一件半袖衬衣,行至新华路检查站附近时发现康老汉的女儿骑车驶入田间小路,便尾追上前将其撞倒,拖至玉米地打昏强奸,又用衬衣将其勒死。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他又出来蓄谋强奸作案,没想到刚露面就落入了法网。”

这是聂家第一次见到官方描述的案情经过。也是在律师见到所有案卷之前,唯一可找到的,对聂树斌案情经过的官方描述。

媒体联动:揭开一案两凶

2005年3月,河南郑州,马云龙看到记者的初稿,觉得案情仍然太模糊。他自己又跟着楚阳去了趟河北广平县,拜访郑成月,想从王书金的角度再突破。

郑成月回忆说,王书金的记忆力惊人,十年前自己干的几起案件,都一一指认了犯罪现场。在石家庄,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如何把一个骑自行车的高个子女人拖入玉米地,强奸并掐死。他供述的关于强奸过程的细节,包括现场地理特征,都与现场物证高度吻合,比如作案玉米地的位置朝向,比如受害人康菊花身上有一串钥匙,作案后被他扔在脚底下。这样的细节让郑成月从刑侦角度坚信不疑,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女奸杀案,就是王书金所为。

记者马云龙。摄:Wu Hao/端传媒

但郑成月与石家庄郊区分局的同行交涉多次,却要不到当年玉米地案的勘查“现场记录”,无法比对证据。广平县公安局也曾给石家庄相关分局发函五六次,要求调查石家庄玉米地一案,未得到任何回复。

如此,郑成月迟迟无法向检察院移交侦查案卷,推进程序。

陷入两难时,好友劝他:“你找个记者把这事捅出去,就有人管。”范友峰和楚阳第一次找上门时,郑成月还犹豫着没打定主意;到马云龙与楚阳二度上门,他下了决心。他和马云龙形成默契,要用媒体把“一案两凶”的盖子揭开。

在新材料的基础上,稿件更新完成。最后,两三个记者一起署名,马云龙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对记者说,有责任,我承担。

他们计划在2005年3月15日,中国的“消费打假日”这一天发稿,标题就叫:《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在签版前一晚,马云龙告诉报社通联编辑:向全国100多家报纸传送此稿,欢迎转发,“不要稿费”。

当时中国互联网初兴,门户网站和BBS论坛百花齐放,市场化媒体上的调查类报导也正蓬勃发展。2003年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学者、记者、律师联手推动收容制度的废除,民间公共参与的热情正高涨。马云龙本能地感到,这单新闻“没有独家”,要想形成持续的关注,必须借助所有媒体的力量。

果然,报导一出,多家媒体转载,举国哗然。各路记者都冲向核心信息源石家庄。河北省委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诺立刻成立聂树斌案调查组,一个月内向社会公布结果。

马云龙以为,真相很快会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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