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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为这个时代而庆幸还是悲哀

林昭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今天正好是她84岁的生日,按照她家乡苏州的习俗,计虚岁,那就是85岁的生日。

林昭原名彭令昭,出生于1932年12月16日;卒于1968年4月29日,她的本命年。

我比她晚生40年,我出生时,她已经过世4年。比她幸运的是,我迄今仍然健康地活着,看起来还会活到90岁。

在课堂上,我几乎给每一个班的学生都放同一部教学影片,《浪潮》,并且让他们思考,如果像“浪潮”一样的运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并且将他们卷入其中,他或者她更可能像影片中的谁?

影片中,有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学生,如蒂姆、利萨;有推波助澜,随波逐流的学生,如邦贝、凯文和锡南;有逐渐觉醒,并且抵制和反抗的学生,如莫娜、卡罗、马尔科。我告诉那些90后的学生们,如果他们遭遇到“浪潮”这样的运动,那将不再是一场教学实验,而是生活本身。

林昭显然就遭遇到了“浪潮”。一场由最上面的那个人发动,遍及全国的“浪潮”。1957年,时年25的她因为在所谓的“反右运动”中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来又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于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书写了20余万字的血书与日记,控诉当时的权力集团对她的迫害,表达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权力集团在上海秘密枪决。

林昭在《浪潮》的角色的一众角色中,更像是莫娜、卡罗。

我告诉学生们,如果时间穿越到1966年“停课闹革命”的时代,他们卷入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浪潮”之中,我作为他们的老师,最可能的结局就是被他们批斗至死。

如果我早生40年,与林昭同年,我很可能与她一样,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或者在右派农场死于非命,或者苟延馋喘到文革的到来。如果侥幸逃过此劫,那么在1966年的“停课闹革命”的时代,如果我还是一名教员,那么我会被那些年轻稚嫩的面孔气势汹汹地批斗、羞辱和殴打,以我的个性,应该再也难逃此劫。

我告诉学生们,那个时代疯狂的学生与他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蛊惑他们的力量稍有差别而已。

我比林昭幸运,她被划为右派的25岁,我正经历着1997年的香港回归;她被权力集团秘密枪决的36岁,我正经历着2008年的北京奥运。那么,我该为此而庆幸吗?时代的进步显而易见,我和我的朋友们,如果置换到半个世纪前,估计没有人能够幸存下来。

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今年也正好是本命年。他们出生到现在的24年,是这个国家最为平静的24年,几乎没有什么“浪潮”,如果他们不试图追求什么令权力集团不悦的信念与价值的话。如果从他们出生的年份往前推24年,正好就是林昭罹难的1968年。而1968年出生的人,到24岁的时候,将经历若干次“浪潮”,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潮。

看起来,90后是幸运的一代,我也应该为此而庆幸。可是,从现在往后推24年,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心理学家克里(keli)在1986年曾经给学龄前儿童做过一个认知实验。他问那些学龄前儿童,如果把一只臭鼬经过适当的转化,把牠的外表弄得像浣熊,教牠像浣熊一样爬树,像浣熊一样活动,进食,那么牠会不会就变成一只浣熊呢?无论克里怎么诱导,学龄前儿童都能坚决地否认一只臭鼬会变成浣熊,在那些儿童眼里,成为浣熊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浣熊妈妈和一个浣熊爸爸。

道理其实就是如此简单,林昭的时代与现时代,臭鼬的基因并没有任何改变,无论牠把自己装扮得如何像一只浣熊,臭鼬就是臭鼬。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些90后,我的女儿,我的学生,他们如果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我竟然没有一点点庆幸的感觉,而是莫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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