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刘梓鸣对着电脑屏幕，开始和美国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部门负责人视频通话。刘梓鸣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金融专业。向这家公司投简历后，他已经参加了两轮面试，公司财务经理约他视频连线，再谈一次。
他觉得很有希望，直到面试官提了一个技术类问题。刘梓鸣没有准备好，一下蒙了。他紧张得头皮发木，搜肠刮肚组织语言试图拖延时间，缓解沉默带来的尴尬。忽然间，胃里翻江倒海，喉咙发紧，毫无征兆，刘梓鸣对着面试官吐了。
刘梓鸣的父母一直在说服他干脆回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正在这么做。据教育部统计，自改革开放到2015年底，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达404.21万人，累计回国人数达221.86万人，归国留学生占出国总人数一半以上，这是中国打开自费出国留学大门后从未有过的情况。
“未来留学生回国的趋势还会继续上升，”首都经贸大学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发展系副主任魏华颖分析道，“这是大势所趋。”
这个趋势的另一面是，留学生的含金量在降低。11月1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北京海威时代发布《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超八成海归认为自己“学非所用”。约50%的硕士生、67%的本科生以及约78%的专科生薪资在5000元以下。海归对工作的满意度水平整体偏低，“满意”及“非常满意”的仅为33.2%。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留学目的只能是回国，且回国后身价暴跌，现在出国留学究竟还值不值？
中签率，4%
大三开始，人们就问刘梓鸣的未来打算。“我很坚决表示要留在美国”，刘梓鸣说，“好不容易出来了，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就不能再缩回去了”。但他没想到的是，等到毕业时，一切都变得“特别崩溃”。“当时不少同学都直接找工作了，我就想随大流一起找工作”，统统收到了拒信，甚至还发生了视频面试时，当场呕吐的那一幕。
“当时就知道肯定完蛋了。”刘梓鸣告诉本刊记者，那是他在美国四年本科生活中最苦涩、屈辱和绝望的时刻——他甚至没有勇气给那位面试官发封邮件，表示歉意。“整个2015年我都过得特别灰色，感觉很压抑。”
时至今日，他仍记得毕业那年的经历，白天去图书馆，他目不斜视，快速走过，尽量避免遇到熟人，不想和同学深入交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留学生，谈话超过一分钟，话题就会转到毕业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上。这是最让他们纠结的问题。刘梓鸣整夜失眠，时不时地恶心、呕吐。
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留学生在美国找到工作需要申请H1B工作签证。由于申请人数众多，移民局用抽签的方式决定，通常每年的中签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从美国大学毕业后立刻或一年后（实习期结束）不得不离开美国的留学生比率高达72%。相比印度等国家而言，中国留学生的中签率更低。最近五年里，中国籍申请者的中签概率维持在8%左右甚至以下，每年初次申请被批准者的概率仅为4%左右。
这进而会影响用人单位招聘留学生的态度。条件相当的两个人，一个有美国身份，一个还要申请工作签证，用人单位会倾向于前者。
刘梓鸣的求职路就特别不顺，“我面试了五六家公司都收到了拒信，到了四年级下学年我就特别着急”。他父亲一直在电话里催他回国，“我们吵了好几次，都是我妈在中间打圆场”。
“老师和一些机构的人都说，美国最大的几个媒体，都不招国际生”，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邱悦告诉刘逍然，“他不明确说不要国际生，但在招聘广告上，就会说，我们的候选人要能够稳定地工作到2016年以后”。而2013年面临毕业的邱悦，如果拿不到工作签证，只能在美国待到2014年。
刘逍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2013年毕业时，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米字路口》，记录几个学生毕业时的选择。邱悦就是其中一个。
每一个想留下的中国学生都用尽了浑身解数。在匹兹堡中华文化节上，匹兹堡大学留学生陈安琪和同学们一起做志愿者，她看到的情况让她一度感到不适甚至厌恶。
当地很多华人名流、企业家都来了。陈安琪看到，有些同学一进会场，就不再理其他志愿者，他们“只跟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流”，亲密地称对方为“叔叔”，夸赞对方的孩子可爱又漂亮。她知道这些人是想给那些企业家留下印象，为留下来找出路。“有些同学想留下来的话，他会变得特别假”，陈安琪说，他们会刻意讨好很多人。她还认识一个女生，“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嫁一个美国白人，通过这种方式留下来”。
B计划
和父亲争吵的那些日子里，刘梓鸣常会想到父母送自己出国的目的。
刘梓鸣的父亲开了两家轴承制造厂。父亲的很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出国了，这是企业家圈子里的一种风尚，有些孩子甚至在国外读高中、读初中。出国也被刘梓鸣的父亲列为他的人生“B计划”：“中考考不好了，咱们高中出国”；“高考考不好了，咱们大学出国。”
刘梓鸣不想出国。父亲朋友的那些孩子，出国后问题挺多的，“孩子在那边没人照顾，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学习成绩也不太好。”刘梓鸣说，他们把孩子送出去，也就是想他们涨涨见识，拿个文凭，“我总觉得就是在国内实在混不下去，才会出国”。
临近高考，遇事紧张的毛病又犯了。“复习时就有点喘不过气，感觉很压抑。”刘梓鸣说，这时候父亲又开导自己，“他说能拿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让我别慌，考不上他就送我去美国。”出国，不过是一个备选方案。
美国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的最主要目的地。2016年11月14日，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一份报告，2015/2016年留美人数首次突破100万，三分之一为中国留学生。这是中国财富增长的一个象征，与改革开放初的公派留学不同，现在绝大多数学生是自费。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能够承担。出国前，刘梓鸣的父亲就曾开导他，100万的留学费用，家里还是拿得起的。
“因为经济形势好了，很多企业老板很有钱，”魏华颖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些人的意识也在转变，希望能给孩子更好地教育，“觉得教育投资是特别好的一种投资方式。”
2013年，魏华颖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做顾问，借此便利条件，她将2013年归国留学生与1998年的情况做了一次对比。“我国学者对海归这个群体比较全面的调查是1998年张秀明的研究”，魏华颖在之后的论文中解释道，她参照张秀明的调查问卷做了一次新的调查。
对比后，魏华颖发现，1998年以前，留学生更多来自教师、机关干部、技术人员家庭，到2013年，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家庭成为留学生背景的前两名。“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那个时期出国留学人员大多是干部家庭出身，”魏华颖分析道，“但随着中国鼓励自费留学政策出台，以及中国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私营企业家更加有意识、有能力送孩子出国学习。”
这种局面，也成为一股催化剂。“包括英美、澳洲这些地方，很多人把教育当成一种产业了，”魏华颖说，“它已经不是纯粹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说白了就是挣钱。”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测算，2015-2016年，这些中国留学生为美国贡献了114.3亿美元。
“不再因为奖学金而被迫学习理工专业”
如果要给1978年之后的留学生分一个代际，魏华颖觉得自己应该算第三代。
“第一代是92年之前，我们限制自费出国的时候”，魏华颖说，1978年中国允许学生出国留学直到1991年，都是以公派留学生为主，自费留学受到诸多限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也促使国务院办公厅下文，明确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这之后，自费留学生迅速增加。
“第三代就是2001年以后，基本上纯自费占很大比例”，魏华颖说。2001年对中国是另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中国加入WTO，在很多政策上开始向国际靠拢，包括允许人才自由流动。中国申奥成功，中国人的国际化意识空前浓厚。
魏华颖也是在2001年决定出国的。“当时我们家有一个朋友，在教委管出国的相关工作，他建议我有机会多出去看看”，魏华颖回忆道，当时她毕业后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但并不理想，在家人鼓励下，自己联系并考取了爱丁堡大学。
除魏华颖外，2001年还有76051人选择了自费出国，加上公费留学生，这一年中国共出去了83973名留学生，比上一年增加了四万多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增速（此前最快的时候，一年也不过增加了一万多人）。
出国政策虽然放开，但当时出国压力并不校主要是费用太高，魏华颖说，“一年费用二三十万”，这是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很多人即便出去，也会选择理工科，可以申请奖学金，但生活费用还得靠自己赚，洗盘子换读书。这些人选理工科的另一个原因是，容易在国外找工作，而一旦能够留在国外，在欧美生活，一切辛苦也值得了。
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魏华颖在2013年做的那份调查发现，归国留学生里，理工科人数比15年前下降了29.6%，经济学和其他学科背景，都在增长。在魏华颖看来，这和中国的财富增长也有关联，有能力承担出国费用，“让很多人可以不再因为申请奖学金而被迫学习理工类专业”。
和魏华颖一样，陈安琪也是不喜欢国内工作才决定出国的。她甚至没有做太多准备，就任性地参加了托福和GRE考试，好在原来学的英语专业，终于还是通过了。
出国选择专业时，她“申了八所学校，六所学校都来了（录取通知书）”，陈安琪回忆道，当时选学校，并不看学校知名度，而是冲着专业排名去的。她选了英语教育专业——无疑，她如果想在美国就业，这是一个竞争力非常低的专业，“我当然也会想就业问题，但不像他们觉得营销特别好找工作就会去选这个专业，我还是比较由着自己的性子”。
回国，为什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刘梓鸣为毕业之后的问题焦虑的地方。2015年，魏华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也来到了这里。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很多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了解他们对回国问题的看法。
一个中餐馆老板，到美国很多年了。“他当时在外资邮轮上工作”，魏华颖回忆道，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差太大，这种差距又反映在普通人的生活上，“中国普通百姓生活中根本见不着的东西，吃的、穿的，在那里极大丰富”。后来，他留在美国，开餐馆，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刚开始几年他觉得挺有优越感的，挣的钱挺多，还挺稳定。但是这几年他不太敢回国了，他发现回国已经算穷人了，别人谈的好多东西自己完全跟不上。他还是维持在原来的状态。”
遭受这样心理冲击的人并不在少数。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创办者兼董事长尤伟顺也遇到很多类似的案例，这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辛苦是否值得，他们觉得，留学之后，一切目标都是为了留下来，“打工打了一辈子，打到头，好像还没有为自己做过一点事情”。
“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只留学不移民”，魏华颖在2013年的那份调查中，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很多人，毕业之后选择了回国——比例最大的是在国外生活1-2年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为45.3%；其次是生活3-5年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为38%；再次是在国外生活6-10年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为14.5%；在国外生活10年以上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
拿不到工作签证，被迫回来的留学生自然也有，但回国意愿程度为“比较愿意”和“基本愿意”的加起来要超过六成（分别为29.7%和39%）。“这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倾向于只留学不移民这一事实”，魏华颖说，很多人出国时就已经抱着要回来的打算了。
当然，回国的原因还涉及更为复杂的因素。就业和经济形势，是重要考虑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海归就大量地回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国人数在不断增长，回国的自然也会增加。另外，“中国经济整体比国际经济要好一些，而且这批人更多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还是愿意回国，有家庭、亲情的关系”。
国外的安全形势，也成为留学生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最近两年一直在上海举办“海外博士与专家创新创业论坛暨项目推介会”，2015年有110人报名，到今年增加了一倍达到219人。欧洲回来的人增长最快，从去年的15%增长到23%。“这跟欧洲大形势也有关系，”尤伟顺说，“欧洲现在经济不好，难民又那么多，社会不稳定，恐怖活动很多，我想一定是有影响的。”
“人才流动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博弈，推力和拉力都在不停变化着。”魏华颖说，“像这次特朗普上台，很有可能他的一些政策，又会影响一些人的选择。”现在的留学生圈子里，已经在传递很多分析文章，担心特朗普的保守政策，会影响工作签证的发放。
留学值不值？
刘逍然毕业后，因为剪纪录片，耽误了几个月。等她开始找工作时，就业季已经过去很久了。尝试留在美国未果，她决定回国。她一直想进央视或者新华社，连续投了两次简历，“第一年投，没有给我任何回音。第二年我也没放弃，我这人有时候还是挺轴的，又投了一次，跟第一年结果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回信。”
她这才明白自己是没希望了。“一个清华的、北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和你一个哥大的留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太大优势”，刘逍然分析道，如果应聘的是一份并不注重海外经历的工作，留学生的优势反而可能成为劣势，“尤其是你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对方会以为你脱节了两年……你没有竞争力的”。
伴随着回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回国之后，他们面临的情况也大不如以前。近几年的媒体上经常看到一类报道：“海归留美7年耗资超770万，回国后月薪仅3000元”，“低薪海归增多，忙10年才能‘回本’”……
“如果是像过去那种砸锅卖铁，或者借钱出国，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魏华颖说，这种经济成本短期内是无法回收的。“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我们按照四十万算，你去一趟回来找一个工作也就几千块钱，没有太高的薪水，得多少年才能够挣回之前的投入？”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是一种人生经历和体验。”这位一直和留学打交道的高校教师认为，如果家庭条件允许，能有机会出国仍然是个好的选择，“每个出过国的人，很多想法、理念、看问题的方式，包括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跟没有出过国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从这些方面看的话还是值的。”
时不时，刘逍然会想起自己在纽约的最后一个月。“挺不顺利的，”她说，“当时我的房子已经退了，剩一个月也租不到房子，就跟流浪一样，辗转睡别人家沙发。在外国经常那样嘛，这个朋友家睡一个星期，不好麻烦人太久，过一个星期换一个朋友家。所以那一个月，我扛着自己所有行李，每隔几天就要辗转，天天推着大箱子在路上走。背包都满的，两个大箱子，手里能拿的就拿着。23公斤一个大箱子，两个46公斤了，再加一个背包。最后一个月对纽约的感觉，就是挺感慨的。天天跟流浪汉一样。”
但这并不是留学故事的最后结局，也不是刘逍然对纽约的最后记忆。她终于放弃了进入体制内媒体的打算，转做自由导演，为凤凰卫视、央视等一些电视台做纪录片。因为工作的事情，她中美两地跑，每年会回纽约几次。她这时候才认真去逛了纽约的自由女神、华尔街、博物馆等景点，“上学没有时间玩儿，觉得纽约只探索了百分之十”，剩下的百分之九十，要靠以后慢慢去探索了。
陈安琪还有一年才会毕业，她还不着急在回国还是留美之间做选择。陈安琪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一个月一个月地拿工资”，母亲没有工作。而她在匹兹堡大学一年的学费就三万六千美元，加上生活费用，“对我家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陈安琪说，但她仍然觉得出国很值，“到这边，我自己接受到的文化，对我的修养、视野都有好处。我爸爸会说，不要把留学想成就为了学习，就为了以后工作，而是说对整个人有什么成长，不管你以后挣多少钱”。
那个呕吐的男生，现在该叫他波士顿大学的刘梓鸣了。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他终于放弃了求职，转了一个方向，考上了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这样就可以继续申请留学签证，多待一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留在这儿工作，”刘梓鸣说，“就算我这次还没有找到工作，大概也不会放弃。有可能我会再读一个硕士，再等一年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