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冤蒙难22年后，河北“青年”聂树斌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尽管西谚有云：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我们还是为聂家人感到高兴，对马云龙、郑成月、李树亭、陈光武，甚至“真凶”王书金等所有在此过程中作出过努力的人表示感谢。
与聂树斌案的延宕多年不同，上周另一个舆论热点——罗尔事件，从引爆到反转，再到最后的退钱收场，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却同样让人感慨良多。
尽管我也不认为罗尔本性有多坏，相反，在此前几十年的人生中，他似乎一直都是朋友口中、下属眼里工作努力、热心助人的“罗老师”、“罗大哥”。而这次卖文行动的初衷，与其说是搞恶意骗捐，不如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在女儿罹患恶疾时的手足无措，对现行医保体系的信心不足，对可能因病返贫的本能惶恐。这本无可厚非，是正常的人性使然。但人性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常常在善与恶、公德与私心之间摇摆。以前是好人，并不代表永远是好人，没有主观恶意与没错之间，也不能划等号。所以，罗尔身边人的现身说法，对事件本身的对错判断没有任何附加价值，并不能构成所谓真相。
事实上，随着关注罗一笑病情的网友人数的增加，随着捐款金额的激增，罗尔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开始有了某些额外的私心。因为如果单从“缺钱”这一点来说，在发表那篇引爆此事件的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之前，罗尔已经陆续获得了大约十五六万元的打赏。而这些钱足够支付罗一笑未来一年的治疗费用，根本没必要再借女儿的病情进行行销炒作——尽管是打着爱心的旗号。
另一方面，小铜人明明已经承诺转发即捐款，罗尔却还要在文章底下插入赞赏键，企图一文两吃，甚至对网友私底下的红包转账也是来者不拒。殊不知，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行销进行炒作的，也不是所有文章都适合拿来求赏的。比如红卫兵对文革的反思，负心人对往生者忏悔，这些事，这些字，你可以写，但真的不合适在文后加赞赏键，否则难免让人感觉忏悔动机不纯，甚至是在消费死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罗尔的意念发生了偏差，进而遭到千夫所指。
相比起来，王书金刚开始登场的时候，绝对是个“大反派”，身背多宗命案，以致那么多年，家人都羞于前来探望。但随着他了解到聂树斌案的真相，并越来越深地涉入其中，王书金人性中善的一面，担当的一面渐渐萌发，开始主导其灵魂。他曾说，如果可以为聂案平反出把力，就能为自己洗去一些耻辱，也算为孩子积点德。为此，这么多年来，王书金一直坚称，奸杀康菊花案系自己所为。
特别是，2013年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的一个工作组曾非法介入该案核查，将王书金非法外提，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如果照办会给王书金被抓前的同居女友和孩子办低保。在遭到拒绝后，工作组用刑讯逼王书金翻供，照死里打，竹劈打脸、木板抽脚心、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一坐就是半个月。河北方面甚至想对王书金执行死刑，因为如果把王书金杀掉，聂树斌案就无法翻案了。但即便如此，王书金始终没有反口。
难怪事后有媒体将王书金也列入“聂树斌案平反，最应该感谢的幕后英雄”，尽管最终他依旧难逃一死，但还是让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位聂赫留朵夫。将来，如果有小说家以王书金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为题进行写作，我建议也取名《复活》。
人性是复杂的，对复杂人性的解读更是各有各的不同。相比有些人从人性的复杂中看到社会的复杂，进而兜售他那套“复杂中国说”，来为不堪的现状辩护，我更信服邓小平的论断：“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尽管他自己后来在创设好的制度方面并没有多少建树，但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善的慈善募集制度，那么罗尔压根不需要自己赤膊上阵，装惨求助；同样的，如果我们拥有公正的司法、通畅的错案纠正管道，聂树斌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起码不会拖到二十多年后再平反。
很可惜，尽管罗尔事件与聂树斌案都已尘埃落定，但制度的变更却没有丝毫启动的迹象。在这个意义上，此刻的我们，不过是在等待另一起罗尔事件、聂树斌案的发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