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初，我就读的成都工农师范学校，举校师生奉命去成都近郊支农。说实话，后来才知道，那次支农就是帮助当地山区农民把地里的小麦收起来，再把红苕、洋芋（土豆）或玉米种下去，以免山区农民大批被饿死。
全校师生，以毛月之校长带队，打着旗帜、背着行李，步行了约25公里；清晨从成都小税巷出发，经过由城里到山上，全是上坡的碎石路，还有5公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直到傍晚才到达龙泉山脚下的龙泉公社八一大队。我们班被分在八一小队的仓库里居住，直到半夜才安顿下来。
小队的仓库是一座大四合院，正房由班主任吴庆月老师和女同学们居住，男同学不到十人，就住在正房右边的耳房内，床用木头和竹子搭建。小队的单身会计（党员、兼民兵队长）住在右侧的厢房里，小队长一家住在左侧的厢房里，正房左边的耳房内住着“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院子中间有一个宽大的晒坝，院子前门外有几级石阶梯。院子从不关门，正房也没有门，估计这些门已被小队公共食堂劈柴烧了。院子侧门通往长着松树和荒草的坟坡，正房的后边几乎就搭在坟坡上。
同学们每天下地劳动，那时地里的野草长的比麦子高。社员们几乎都患一种因饥饿脱水而引起全身浮肿的水肿病，特别是小孩，肚皮像个气球。他们下地就手捧不太成熟的麦穗不断地搓，搓出麦粒就送进嘴里。我们下地种红苕块用来育苗，社员们就去挖来生吃。当时，我不懂事，不理解社员们的这种举动，常去劝阻他们说：“你们这样，秋天吃什么？”有一次还差点与社员动起手来，好在被老师和同学们拉开。当天傍晚，毛月之校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带到小队公共食堂去看社员们吃什么。他说，你去看看社员们现在吃什么，就会明白他们的举动。当时，社员们担着木桶，在一口大铁锅前排队，小队的单身会计正用一只带把的大木瓢，把稀饭分到每家的桶里。我凑近一看，稀饭里几乎不见米粒，上面漂着几片莲花白老叶子。我终于明白了社员们的举动就是为了活下去，这就是后来史家评论的“大锅清水汤”。
没过几天，班主任吴庆月老师通知我和刘元知同学回成都小税巷，拉本班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到八一小队。那时缺吃少穿，城市中的粮食﹑食用油、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购买的。生活中的工业用品也凭票购买，如，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民众辛酸地调侃道：“除了自来水不要票，其它都要票。”虽然，早在1959年大跃进高潮中，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就教育我们说：“中国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1962年，人民的生活将极大丰富，我们除了吃穿住行由政府包干外，还每人每天有半斤白糖及饭后水果……”但到了1961年我们不仅见不到白糖，却还凭票限量购买进口的红黄色的古巴糖；而且，城市中还饿死人。
当时，我们学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大米或面粉30斤（强制性“节约”2.5斤，故只剩下27.5斤）、肉类半斤﹑菜油3两，加上每人每天配给半斤蔬菜。既然由粮店菜店配给了，就需要由城里往乡下拉。送食品的工具是板板车，每周送2-3次，每次重量几百斤不等。由于都是上坡的山路，道路崎岖不平，由16岁左右的学生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一次，早上我俩在学校只吃了点厚皮菜稀饭就出发了。下大面铺的长坡，由于我俩力弱，刹不住板板车，造成车翻，车上食品滚满公路。好心的当地农民帮助我俩翻转板板车，捡起食品并捆绑好，我俩才再次上路。好在人没有受伤，食品没有损失。到了队上，毛校长闻讯后，首先关心食品有没有损失，使我和刘元知同学很失望，认为毛校长不重视我俩的生命安全。
坚持拉了3个多月，我与刘元知同学已疲惫不堪，但仍经常承担这种长途运输任务。7月1日，是共产党建党40周年的生日，我与刘元知同学从早上3点钟就出发，直到晚上11点才把几百斤重的食品，在月光下拉到我们班的住地。当晚，由于是节日，食堂给我俩留了两份粉蒸肉和米饭，我俩吃完饭刚躺在床上，突然，女同学的房间内传出一声惊叫，接着听到房顶上发出一阵揭瓦声。我和刘元知翻身下床冲出侧门，一个瓦片从我右耳边呼啸而过，吴老师高叫：“危险！蔡天一回来。”由于松树遮盖，看不清楚后面坟坡的小路，我只好返回。这时，院子里已乱成一团。经过七嘴八舌的议论，吴老师和同学们认定是有人“借粮来了”。原来，近来龙泉山区盛行“借粮”，每个队到别的队借粮。所谓借就是抢，有时还发生集体哄抢，把一块山坡上没有成熟的玉麦（玉米）“借”的精光。
闹声吵醒了小队的会计，他出侧门看了看，回来说，正房的小竹楼上有几箩筐队上的粮食种子，他叫我用梯子上去看看是否还在。我上去看有四箩筐洋芋和玉麦，会计说：没有少，可能这些人今晚上还要来。他回房拿出一枝三八式步枪，在月光下擦拭，吴老师和同学们才安心回房睡觉。
大约半夜4点，女同学的房间内又传出一阵尖叫声。模糊中我急忙起来，透过窗棂看到三个男人已穿过前门走到大晒坝上。月光照耀下，他们的大砍刀闪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小队会计冲出房门，向空中开了一枪，三个抢粮者闻声仓皇逃窜。女同学们吓得放声大哭，直到天亮才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去找观仙婆借了一把菱形尖刀，用来防抢粮者。小队会计看到说：没用，还是步枪管用。他带我到坟坡去看，见到正房顶后边的瓦坏了不少。会计说：这是罪娃子（贼）搞的。吴老师见我和刘元知同学都很消瘦，就叫我俩不拉车了，换两个男同学拉。她注意到我的双腿发肿，就叫我每天不用出工，留在院子里看守队上的粮食种子。由于整天在院子里，我开始记日记和学写新诗。吴老师看过我和刘元知同学写的新诗，评论说：“玩世不恭，少年老成。”在院子里，我还目睹过一次小队会计的母亲在敲他的房门，但会计始终不开门，他母亲哭着叫喊：“老天爷呵，儿子不认亲娘啦”。从他母亲的哭喊声中，我断断续续听出，他母亲因为挨饿来投靠他，但他不收留。
后来，听女同学冯媛成摆谈，才知道2班的住地也遇到抢粮者，而且有一群人，在大白天高呼着：“借玉麦来了”，把2班看守玉麦地的女同学打倒在地，把没有成熟的玉麦“借”的精光。好在该女同学只是受到惊吓，为使同学们不发生意外伤害，毛校长取消了看守玉麦和洋芋地的值班任务。同时，同学间还传闻公社供销社的粮食和食油也被“借”的精光，公社粮仓已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看守等等。
当时，队上地里的蔬菜主要种植莲花白和厚皮菜。由于种下后无人管理，莲花白不卷心，老叶子居多，还爬满一种变蝴蝶的青虫。南瓜不施肥，也不结果，由于没有食油，小队公共食堂每次煮饭前，南瓜叶用来擦生锈的大铁锅。一次，傍晚休息时，我用捉来的青虫在小山沟里钓鲶鱼，听到沟对面的坟场传来一阵哭泣声，我抬头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在埋饿死的亲人。由于见惯了当时“新坟叠旧坟”的惨状，我没有在意。突然，一声“打倒共产党！”的呼声把我惊呆了。我长大到16岁，从来都是接受的所谓的正面教育，而这样的呼声我是第一次听到。我马上停止了钓鱼，站在沟边观看。结果，再没有听到呼喊，估计这些人由于饥饿，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他们于惨痛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埋没山中没有其他人听到，但对我却犹如石破天惊，终生难忘。
8月初，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小队公共食堂已取消。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回校没有几天，奉上级“关停并转”的命令，8月8日成都工农师范学校宣布停办。后来，我没有回过龙泉公社八一大队。10年后，听当地到城里做泥工的乡亲说：“四清”中那位会计被检举揭发有多吃多占的行为，被作为“民愤很大”的“四不清”干部逮捕入狱，判刑劳改；那位观仙婆的儿子，因出身成分好已参军。
当年江苏的民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四川的民谣：“说大话﹐使小钱﹐卖勾子﹐过大年”；川西的民谣：“妈逼干部，显屁儿白，梳光光头”。
那位会计就是党的基层的替罪羊之一。
2016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