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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之后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329页)同时将她写给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适,更是大肆攻击鲁迅。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回信责备了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同上,339页)

之后(1937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页)

不是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他有他的原则、风度。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97页)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99页)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103页)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9页)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知人论世时,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能超越派别的局限,不存门户之见。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异是崭新的启示。即使在鲁迅生前,作为其“论敌”,叶公超就对鲁迅散文有过持平之论,他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持论公正,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他不仅早在1927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有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1934年,他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他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在论及“现代的小说”时,他说:“鲁迅先生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传,亦即因为在那一篇里较为有写实的手腕的表现罢了。”(同上,177页)

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转引自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页)

事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从“听说”到坐实,在鲁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时在青岛大学求学的臧克家后来回忆,“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279页)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同上,280页)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2003年4月30日5月14日修改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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