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儿科医生短缺，广州市黄埔区唯一的三甲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区宣布，从10月13日起，暂停23：00以后的下半夜急诊儿科，仅收治危重症患儿。
这家医院的儿科在过去两年内没有招到一个医生，反而有不少医生跳槽到民营医疗机构。
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关注，但一年来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9月13日在首届儿童安全用药传播与发展大会提到，有统计显示，儿科医生缺口为20万，儿科医生短缺确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余文告诉记者，身边还有一些儿科医生转行了，宁可做辅助科室也不做临床。
换科室、转行、跳槽至私立医院或诊所，公立医院儿科医生为何纷纷“出逃”？
做一个纯粹的儿科医生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欧阳江湧拥有一份漂亮的履历：1987年考入江西医学院儿科系学医5年，毕业后进入上饶市立医院当了4年儿科医生，随后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研究生学习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工作3年。21世纪初上海掀起出国热潮，他通过了托福、GRE考试，赴美留学。
2002年到2014年的12年时间，欧阳江湧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先于纽约拿下药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在纽约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博士后，期间通过了以严格、难考著名的美国医生执照考试，之后又在美国纽约的儿科诊所工作了4年。
2014年，在美学医、行医12年的儿科医生欧阳江湧回到了中国，进入上海市儿童医院，被分配到小儿内分泌科。回到祖国，他发现与12年前相比，中国的医疗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概在12年前，病人对医生还是挺尊重的，医生说什么，病人比较能听进去，医患矛盾也不是特别厉害。回国后，感觉整个社会对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误解，医患矛盾特别严重，很多病人根本不尊重医生。”欧阳江湧对记者说。
回国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他在上海市儿童医院的不同科室轮转，屡屡遇到“中国式”医患矛盾。
有一天早上，某科主任医生去查房，一位孩子的家长反映孩子进医院之后出了皮疹，询问原因。当这位主任医生解释皮疹可能有多种因素造成时，患者家长却突然气急败坏地指着医生的鼻子说：“没有其他原因，肯定是你们用错了药！”后来欧阳江湧发现，这位家长将责任推到医生用药上，实际是想让医院减免医疗费用。
有一次，欧阳江湧自己去查房时，一位病人提出要出院。站在医生的角度来看，病人此时不宜出院。但欧阳江湧的建议并未被对方采纳，病人一意孤行坚持要出院。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位患者家属对一位护士破口大骂，就因为打静脉针时扎了2次针。
他一开始对此感到无法理解，因为在美国，这种不尊重医生的情况较少发生。美国医生通常会购买高额误医保险，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出现双方沟通无效的情况，就由律师出面。患者律师向医生发送律师函，医生将律师函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的专业律师对案子进行调查处理。“在美国，保险公司可以报销赔偿费用，病人一般不会直接找医生，因为医生买了保险。”欧阳江湧说，“但中国不一样，似乎闹了才能赔钱，而且闹得越凶赔钱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闹。”
不友善的医疗环境无形中向他施加了一种精神压力，将他海归儿科医学专家的职业尊严“践踏”到尘埃里。而且，他在中美医疗体系巨大的差异面前，出现了不适应症。
在上海儿童医院仅工作了半年时间，欧阳江湧无法忍受公立医院那沉闷的气氛以及对医生的种种不公，他没有过多犹豫，选择了一家私立儿科医院，选择做一个纯粹的儿科医生。
最熟悉孩子的家庭医生
目前，欧阳江湧任上海唯儿诺儿科医疗总监，同时也是儿全科主任医师。
唯儿诺是一家引入美国医疗理念和服务模式的私立儿科医疗机构。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家庭医生，一般常见病去私立诊所就医。家庭医生都是全科医生，可对绝大部分疾病进行诊疗。同样的，每个家庭的孩子也都有相对固定的儿科医生，对孩子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持续跟踪。如果病情严重或遇上疑难杂症，美国相对完善的转诊制度能够将病人及时送到大医院或专科医生处进行治疗。
欧阳江湧认为，家庭儿科医生模式有几大好处：第一，家庭医生从孩子出生就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十分熟悉；第二，因为实行就医预约制度，每个家庭医生每天看诊人数较少，医生可以充分和患儿家长交流病情和治疗方案；第三，因为患儿等待时间较短，与医生交流又比较充分，从而也大大减轻了医患矛盾。
在中国，如果家里的孩子生病，家长往往会带孩子直接去三甲医院的儿科门诊。排队挂号，排队看医生，好不容易排到了，医生看了不到5分钟就结束，再去排队化验、做检查。“医患交流的时间非常少，病人往往不清楚医生的治疗意图，这常常是医患矛盾的基础。而且如果要复诊的话，第二次看的医生往往不是同一个，于是又重新开一大堆化验和检查，劳民又伤财的。”欧阳江湧分析。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余文向记者指出，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初步建立分级医疗体系。但是，由于社区医院基础设施陈旧、医疗设备短缺、人才匮乏，再加上与大医院衔接的转诊制度不畅通，无法满足儿童医疗保健的需求。因此，人们一窝蜂涌向了三甲医院。
这导致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每天超负荷工作。“比如我们医院的有的儿科医生，一个月要看2000多个门诊量，而且收入和付出非常不成正比，有可能不如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美容师收入那么高。”余文透露。
欧阳江湧表示，美国医疗保险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有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因此，美国家庭医生以预防医学为主，宝宝都定期检查，很多小病可以在早期就被发现。
相反，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不那么完善，自付医药费者较多，因此不少人生病却不及时就医，而是等到变成大病不得已才去医院。正因如此，中国医疗以治疗为主，很多小病因为拖延变成了大病、重病，有些到了晚期已无药可救。
另外，欧阳江湧指出，中美医疗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崇尚循证医学，而中国仍是以经验医学为主。两者在临床医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循证医学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基础上，而传统医学以经验医学为主，根据非实验性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来诊治病人。在美国，欧阳江湧遇到孩子感冒发烧，不会使用抗病毒药利巴韦林。但在中国，他发现自己的用药习惯与其他医生同事不同。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公立医院总是开很多不必要的化验单和药物，存在过度治疗的现象。
欧阳江湧感觉，在以药养医的中国医疗机构中，少开药，意味着收入降低，同事侧目，患者不理解；多开药或多开化验单倒是随大流了，又与自己的行医理念格格不入，总感觉是昧着良心给孩子看病。
现在，他每天过着朝九晚六有规律的生活，每天看病人时，从从容容与病人交流，与病人家庭建立长期的、相互信任的联系。不再有写论文的压力，也不用违背意愿行医。“很多宝宝来我这里就诊，我给他们提供生长发育、养育指导、免疫接种、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建议，并对这些宝宝进行连续的健康观察和监测，如果他们生病了也可以来我这里治疗，看到他们健康成长，作为他们的家庭儿科医生，我就有自己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他说。
填补诊疗体制薄弱一环
从唯儿诺儿科团队介绍可以看出，从公立医院“出逃”而来的不只是欧阳江湧一人，还有众多曾在上海三甲医院儿科行医数十年的医生。
很多医生都与欧阳江湧一样，出于一种心理共鸣。对于他们来说，唯儿诺儿科一类的私立儿科医院至少挽回了作为儿科医生的职业理想，无论是就诊模式、医学理念还是病人关怀，都更接近于做一个纯粹的儿科医生。
欧阳江湧表示，在公立医院做医生，就像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用简短的三五分钟解决重复的任务，这份工作由于经常加班，更像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体力活。但是在私立诊所当医生，自己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人，面对不同的病人给出不同的诊疗方案，给病人提供有温度的治疗，并且跟病人之间有很多交流。因此这份工作就近似知识密集型的脑力劳动，那种不被尊重的、挣血汗钱的感受终于烟消云散。
当然，放弃公立医院的医生职务并非没有代价。欧阳江湧认为，目前中国的私立诊所由于起步晚，所以还不能跟公立医院相提并论，特别是在某些专科方面不如公立医院基础设施好、仪器充足、医护资源优质。同时，公立医院医生在专业培养和职业晋升上较私立医院医生有优势。
但这些问题或将在不久的未来得到解决。他透露，唯儿诺儿科未来也会逐渐发展一些专科项目，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也可能会开办私立儿童医院。在医生培养体系上，唯儿诺儿科会与各大三甲医院合作，将医生送去专科进修。此外，唯儿诺也与美国著名的费城儿童医院达成了合作协议，会将医生分批送到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进修。“职称评比可能暂时会受影响，”欧阳江湧说，“但可以通过继续教育来弥补。”
正因如此，不少公立医院的儿科医生“用脚投票”，“出逃”到私立儿科医疗机构。
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余文看来，私立儿科诊所的出现可分担常规健康检查，疫苗接种，还是一般疾病的诊治压力，起到患者分流、满足不同患者群体需求的作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建立了一级、二级、三级妇幼保健体系，但因社区医院和基层妇幼保健所（院）的发展起点低，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无法满足儿童医疗保健需求，造成看病扎堆现象的出现。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可以提供区别化服务的私立儿科医院，既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弥补公立医院服务能力不足、排队、拥挤、就诊体验不好等问题。”她指出，美式儿保的家庭医生模式可以让人们在私家儿科诊所即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实际上部分填补了中国分级诊疗体系的薄弱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