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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海外业务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风险

在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机构特别是政策性银行(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受国际政经形势变化、银行业自身能力限制、国家战略规划刺激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性银行在“出海”时所面临的海外投资风险(特别是主权风险)以及投资损失规模,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必须予以正视。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称,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衡量标准,中国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发放的发展融资的前10个接收国中,有6个被认为属于违约风险最大的国家之列。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的发展贷款的前10个接收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同一风险类别。去年,中国承诺向非洲提供350亿美元优惠贷款,但低迷的国际油价削弱了借款国以石油作为抵押物偿付中国贷款的能力,使得中资银行和非洲借款国对于签署新项目变得更加谨慎。文章引用国际学者的评论指出,与世界银行不同,中国政策性银行在放贷方面没有明确的与债务可持续性相关的限制,这导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交易,尤其是与商业银行不同的是,中国政策性银行更愿意接受被认为在政治上有利的项目。《金融时报》指出,境外放贷激增已使得中国政策性银行高度暴露在多个国家的违约风险之下,这迫使中国政府展开反思,其结果可能重塑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合作的方式。

在国内,随着经济下行以及各类投资增速不断放缓,中央愈加借助政策性银行加强对重大政策目标的支持力度,要求为那些对商业银行通常缺乏吸引力或无力承担的项目提供低成本贷款,发挥准财政功能。而政策性银行在积极做好政策性业务的同时,也不断拓展自营业务和开发性项目。按照业内人士的话说,政策性银行的状况是商业性业务也做,政策性业务也做。

另一方面,出于确保稳定的资源、能源供应来源、开拓海外市场以及地缘政治的需要,近十年来,中国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外援助与投资,这方面政策性银行更是冲到第一线。有研究发现,2007年至2014年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仅为海外的能源项目就提供融资达1180亿美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多边贷款机构提供的融资额相当。很多中方参与的项目,是国际多边机构不愿或不敢涉足的。之所以会这样,除了项目本身评级不过关外,对政治(主权风险、人权)的考量以及对环境影响的担忧等也是重要原因。而中方因为较少受制于西方的信用评级,再加上贷款有政府间协议做担保(包括以大宗商品做偿还贷款担保等机制),因此中国政策性银行显得更愿意承担风险。

不过,近年来,很多获得中国大量贷款和援助的主权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在南美,中国以石油作担保贷款等形式陆续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近600亿美元的资金。巴西石油公司在2009年就获得中国100亿美元贷款,2015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时,中国与巴西还签署了总值53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2016年2月则再次获得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100亿美元贷款。仅2015年一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就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达到290亿美元,并超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在拉美投资的总和。如今,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加剧,中国在当地的很多重大商业利益及信贷投放,都面临着可能无法收回的重大风险。至于非洲,中国在利比亚的巨额损失自不必说,在苏丹、南非、津巴布韦、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中国的相关投资的安全性也日益受到内战、治安恶化、当地经济放缓、外商投资政策变化、腐败等多种因素的威胁。除此以外,西方的很多媒体和机构仍不断炒作中国在非洲所谓“掠夺性开发”的话题,意图藉此增加中国在当地与他们的竞争难度。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放缓的趋势很难扭转。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数据更显示,一个国家只有在海外进行大量投资并长期获得稳定的海外资本收益,才能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显著提高本国居民的财富水平。这也是为何“一带一路”构想被看作是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原因所在。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今后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在海外的投融资力度。

但如上所述,中国在海外的各类投资、援助所面临的各类风险是很大的,而与未来庞大的海外投资需求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则显得极其有限了。过去1年里,受到资本外流、海外投资以及汇率维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了近1万亿美元并降到3万亿美元水平,外汇使用速度太快了。而且剩余的这3万亿中,有1万亿左右的美债,有1万亿美元是动不了的死库存,能实际动用的也就是1万亿左右。如果未来仍动用外汇储备维护人民币汇率,中国可用的外储规模会下降得更快。

在我们看来,“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战略,实施起来必须撬动规模庞大的国际融资市场,这也是中国发起设立金砖银行、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主要原因。同时,中国仅存的这点外汇储备不容许我们再像以往那样盲目的进行海外投资,更经不起以往那些让人心疼的投资损失。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政府以及几家政策性银行,都有必要认真反思以往“出海”过程中的各种得失,应重新梳理和设计我们的海外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模式、策略,并向国际多边机构借鉴更多有益经验。对政策性银行来说,如果开展海外业务时过度强调政治因素而不更多强调财务健康、资本约束和企业治理水平提高,其境外风险敞口将很难收窄,并妨碍未来海外业务的可持续性。

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海外业务,很多缺乏可持续性甚至实际可操作性,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风险。未来中国大量的海外投资以及中国有限的外汇储备,都要求政府和银行机构认真反思以往的政策得失并重新梳理海外投资、援助策略和模式,缩小海外业务风险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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