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在纽约的中国总领事馆，看到一群人在示威，我几乎是唯一的旁观者，他们在示威的时候用购物袋套着自己的头，手上展示了“中国民主”的标语，当时我在那里就意识到：这只是河流的开端——一条伟大的河流，民主会从这里开始。
代表未来中国的无畏者已经涌现
自从去年的“七〇九事件”以后，至少有二百五十名人权律师被逮捕关押，有的已被判处十多年重刑，其中去年七月十一日在长沙被逮捕的律师谢阳遭受了酷刑，当局企图从他的口中获得供词或认罪，谢阳告诉公安人员：我绝不会认罪，因为强加给我的两个罪名都是诬陷；我也不会放弃聘用我的律师，我要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我的律师会面，我希望有更多的律师来参与我的案子。目前来看他会被关押很长的一个时期。
谢阳和其他维权律师现正身陷囹圄，他们代表着未来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有一批无畏者已经涌现了：他们再也不被吓倒，他们拒绝去撒谎，而且也不能被收买。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他们正在谱写未来——那个伟大文明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一直铭记于心中。我们必须不断地开列出这些被囚禁律师的名单，在每时每刻都要提起他们的名字，揭露那些冤案而绝不忘却。
他们在黑暗的大牢中带着镣铐，受饥挨饿、忍受老鼠蚊虫的袭击和羞辱，我们知道，在监狱中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一种挑战，如果外面的世界还有千千万万人惦记着他们的话，把他们保持在公众关注之中，他们希望的烛光就不会熄灭。
中国野心勃勃成专制体制旗舰
今天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七十六周年的第二天，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他的技术还可以和我们的比美，而且他们已经做出判断：现在已经不需要美国来平衡苏联了，因为苏联已经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消失掉了。从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抛弃与美国军事上的合作关系，而成为一个专制体制的旗舰。
民主对中国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东西，也不是完全由外国人带入中国的，中国人不是天然的奴隶——他们需要一个主人，用俄语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老板。我的亲爱的小儿子参加政治影响非常严重的普林斯顿的北京夏季培训项目，他非常不高兴在那里被从事的某种洗脑，但他回来还是说，中国人真的不能有民主，因为有了民主，中国会乱，而这恰好是党的意思。
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选举，而且在二十年代建立了自己的议会，现在还可以在北京找到当年的议会大厦，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制定了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一九四七年开始进行地方选举，第二年还进行了全国的选举。当然，我不是说共产党执政前的中国是完全稳定的，如果把当时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较的话，在没有战乱的和平时期、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了五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此说来，共产党之前的中国还更正常一些。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当时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的书面采访作出了书面回答，应该是非常正式的宣示。其中有问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什么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
这是发表在当时报纸上的，当然它没有收入后来的毛泽东全集之中。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尽管中国有防火墙控制信息，如果你现在到百度去搜索的话，就会发现这篇文字。
痴迷于“你死我活”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已完全抛弃自由化、民主化的讨论，他想要一个没有制约的一党专制，而且他认为可以把美国不放在眼里了，我行我素。但是美国人却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已经作出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像是艾默生的徒弟，因为我们相信，其他的文化对于我们的理解最主要基于我们是如何表达的，把我们的手伸出去，那就是想与他握手；我们踏进别人的鞋子是跟他一起走，如果我们显示出自我克制的话，对于其他民族或文化传递出一个什么信息呢？我们渴望和平、理解，还有友谊，这就是我们试图传递的一个信息。
中国政府是怎么解读我们的信息的呢？根本不是依我们表达的去理解，而且恰好把它理解得相反了。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我们已经非常成功的吓怕了美国人，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都不愿提起我们了，说我们很软弱、无决断，说到底是一个懦夫，说他们可以和我们打交道，可以把我们“赶出亚洲”；而“妥协”是中国很少用的一个词汇，相反他们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是“你死我活”，当然这不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这中间我们传递的信息和他们接受到的信息，或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误会。
中国的统治者进入了某种非常危险的幻觉，他们相信共产党可以维持稳定和继续统治，他们凭借的是在家里行使恐怖、逮捕，在国外再搞一些红地毯的欢迎仪式和恐吓。
华盛顿中国政策的盲点
我现在最深的一个担忧，我们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甚至最久的非常残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他了，把它常态化了，认为是正常的一部分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达赖喇嘛须经过垃圾桶旁走入白宫，而且也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正如丘吉尔说的，我们是血色的共和国、我们有理念，什么是我们的力量呢？就是崇高的善意！北京如果指手划脚告诉我们应如何接待我们的贵宾，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们，如果你不满意就提出抗议，交给我们国务院的帮办，我们可以归档。
从二〇〇九年刘晓波被捕入狱后，我们实际上应该采取一个政策，如果你不释放刘晓波的话就不应该有高层互访，也不应该有红地毯，有很多实际工作可以由我们的大使来正常的进行，所有红地毯的仪式只是花絮，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不释放刘晓波的话就没有这些花絮。
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所做的，我们知道白宫已经悄悄告诉五角大楼“不要再谈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议题”。中国的金钱已经以惊人的数量渗透到我们的体制，我有一个同事在做专门的研究，追？到底有多少学者、智库从中国获得经费，在知识上、思想上完全被收买。我们当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并不出卖良知和原则。
基辛格们的自我欺骗
最好的欺骗就是自我欺骗。迄今为止我们的中国政策来自亨利‧基辛格，其实他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人，他完全相信和尊重周恩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有一个学者外交官杰伊‧泰勒他在台湾那边做研究，我这边是做中国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七十年代非常绝密的中国政策，美国与台湾国民党蒋介石讨论的重要信息，基辛格却直接告诉了周恩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这种事情会发生。我想强调的是这绝对是真实的！我们的研究在台湾得到了证实，而且在中国也有权威人士向我做了证实。两位一九七一年曾经给基辛格工作的人已经被我说服，然而，我给基辛格传递了各种礼貌的问询，他都拒绝回答。
十多年来，我们总是在告诉我们自己一个关于中国的神话，那就是中国最后会自由化、会民主化。我想，中国会民主化，但我的问题是怎么样民主化？以什么样的代价实现民主化？事实上我们已经停止这样去想了，现在我们的观点是：呵，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打人、他们让人失踪、他们运作一个强硬的专制体系，我们必须接受它……这不仅是一个共产主义体系的问题，而这是中国特色，如果我们要和中国真正合作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接受它。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深深地为这种做法感到羞耻，这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非常腐败的。就是我们坐在中国的教室里，我有强烈的自信我们会领教中国专制者的教训。（在回答问题时，林蔚再次强调：基辛格不懂中国，他从来没去过台湾，我建议台湾给他一个荣誉学位看他怎么样处置。另外，美国在二战时期，尤其是伟大的马歇尔将军由于不了解中国犯了一个错误，禁止蒋介石剿匪。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美国总是有不同的声音，只要我们不断的讲述我们的观点，最后会影响到美国政府。）
民主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主题，我相信他会继续如此，它是不可能被阻止的，尽管他们会被摧残迫害、推延，但是我相信、在座各位你们也相信，最后民主会胜利。
（视频网址：http://0rz.tw/WrfDl 夏明教授现场翻译。录音整理：梅溪。未经本人审阅）
《动向》201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