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单兵战斗能力不行以外，更可怕的是很多新兵没有作战意志。
抗战最初2年，几乎所有的新兵都是志愿兵，素质最好，战斗意志顽强，都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随后几年，多采用抽签抽壮丁的方式，抽到谁就必须当兵，如果逃跑就抓。这些人中间，大部分从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当兵的，如果愿意自己早就去了。好在当时民众抗战热情高涨，绝大部分青年都是支持抗日的，逃亡现象不多，大部分都是被抽到就去参军。
到了1943年1944年，可以说所谓二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家庭，基本所有适龄且身体较好的人都已经加入部队。剩下的，不是身体有病，就是刻意不愿意去参军的（多采用行贿手段，贿赂保长暂缓进入部队）。
所以，这两年有很多壮丁都是被强行送到部队，并不是自愿来的。既然如此，战斗意志能有多强？
这些人多是比较愚昧的农民，分不清国家民族概念，只知道过小日子。
萨沙想起了地雷战故乡海阳的故事。这里日寇只有四十多人，海阳老百姓有30多万，八路军有3000多人。区区几十个鬼子，如果真想打，就算一人一口也咬死了。但这里的山民多比较愚昧，换句话说就是愚民而已。只要日本人不来他家杀人强奸，他就不管。
新兵的战斗意志较差是客观的事实。很多人不能打仗，更谈不上打硬仗。
再次，日军实际可以使用的机动战力远超过我军
日军虽兵力使用困难，毕竟可以从华北占领区和关东军抽调部队到一线，国军则无从抽调。
日本方面在豫湘桂会战之前，仔细研究过国军的兵力情况。日军认为国军虽号称有400万人，实际上可以作战的最多只有290万。
众所周知，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差距，防御中的国军数量需要2到3倍于日军。极端情况下，尤其是进攻作战，很难说要多少倍数量。比如八路军关家脑一战，合围区区500多日军，前后使用兵力近2万人，最终还没有吃掉。
更惨的是，日军是攻击一方，掌握战略主动权。他可以集中兵力从你任何一点突破，你却只能分散兵力四面设防。
这290万人的大部分必须散开驻守防御，根本没有什么机动兵力。日军认为国军仅仅有9个军的机动部队可以使用，总兵力不会超过25万人，算不了什么。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反攻缅甸，史迪威前后动用了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约30万兵力。这些部队，全部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史迪威曾经向蒋介石要求抽调74军、18军等顶尖主力，后因各战区司令长官强烈反对才作罢。即便如此，几乎每个战区的精锐机动部队都被调走了一半。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兵力，更捉襟见肘。
畑俊六认为，目前国军各战区兵力已经很虚弱，互相难以支持，是日军绝好的机会。
最后，目前国军的补给和经济都陷入极度的困难中
满清的倒行逆施，使得中国从1840年开始衰落，北京都被攻破两次，到抗战时期已经积弱100年。
此时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穷国弱国。
在抗战之前，使用了一切方法才勉强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
不过，经济问题依然严重，巨额历史性外债，始终没有还清。财政收入很少，八成依靠海关关税。
抗战开打以后，沿海都被封锁，海关关税也就无从谈起了。
1941年之前，国军各方面虽严重困难，但至少还可以以中国的物资去换取外国的物资。我们从苏联手中换来了20个简装师的武器装备，我们还从美国手中得到数千万美援的物资。
到了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以后，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线，中国完全处于严重的经济崩溃边缘。
打仗是要钱的，没钱就不能打仗。士兵吃喝拉撒，武器服装，还有平时零用都需要钱。
400万部队的日常运作，就是极大的开销。
萨沙的林彪传里面，曾经写到抗战期间武亭、陈奇涵、陈先瑞他们几个司令，去管帐的军委供给部部长邱会作那里要部队的伙食费。因邱会作拿不出钱，几个人大吵一场，差点动起手来。期间，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怒气冲冲地骂：“部队几个月没发伙食费了。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
陈先瑞说的没错，没钱是没法养兵。后来之所以搞特货，也是逼急了。
除了养几百万部队以外，还有数量惊人的难民。根据统计，仅仅在1938年大后方就有高达2000万难民。有的资料认为，逃亡难民高达6000万。这些难民虽大部分自力更生，但政府显然不能不闻不问，多少也要管一些。尤其对于没有谋生能力的儿童和老人，政府也只能硬着头皮承担下来。
为了这么多难民的衣食住行，政府又拿出巨大的开支。
因为财政上没有入的只有出的，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多印钞票。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货币大量贬值。
1937年可以买到2头牛的法币，1945年只能买到1条鱼。随着物价的升高，很多人的积蓄化为乌有，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非常艰难。
在中国，大学教授是最高薪的职业。
著名演员英达的爷爷在民国同时在三个大学任职，每月收入高达1000多大洋。而普通一个单身汉，一个月吃喝用住最多也就10块大洋。
1932年暑假后，34岁的闻一多重返母校清华任教，此间他的薪酬是340元大洋，可以买1700斤猪肉。2年后，学校分给闻一多一套免费住房。闻一多写到：有卧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14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放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
这样一个威风八面的教授，到了抗战时期又是什么样呢？
闻一多全家八口拥挤在一个农家小院里面，楼上住人，楼下是马廊和牛棚，屋子里终日是牲口的臭味。屋子里唯一的摆设，是一张桌子，这是闻一多的书桌。家中摆不下餐桌，全家人只能站着吃饭。为了节省烧水的木材钱，每天早晨闻一多带着孩子去小河边洗脸。买不起肉，他只能带着孩子去稻田里面捉蚂蚱，回来用油炸，当作大虾吃。但这样太费油，又变为去捉青蛙，然后仍在锅里煮成“鸡汤”。
闻一多找到的廉价房子，距离昆明有20多里路。为了省去坐马车的钱，他就背着书包步行进城。本来就很瘦弱的他，越来越瘦。
自然，闻一多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少数，而是普遍现象。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吃不起肉，每天吃辣椒拌饭，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喜出望外。
著名教授朱自清穷到买不起棉衣，连穿了4年旧皮袍，从远处看就是一个乞丐。到了1942年，旧皮袍已经破到无法穿上身，只能去买了一件赶大车人穿的毡披风。唯一的原因是，毡披风远远比棉衣便宜。朱自清进大学的时候，看门人拦着不让进，说大车不能进学校（误以为他是车夫）。
天之骄子的大学教授尚且如此，当兵的就更别提了。
士兵每天除了1斤八宝米以外（所谓八宝就是包含沙子、石子等八种杂物），基本什么都没有。副食就是青菜萝卜，每年吃不上几次肉。
中央军第14师和第50师运到印度的时候，因衣着破烂，面黄肌瘦，还有一些13到14岁的少年兵。名义上一个师应该1万2000人，实际上只有7000多人。
史迪威误认为这是胡乱拼凑起来的中国年轻难民，勃然大怒，认为蒋介石故意整他。他在日记写到：大半数的士兵因体力极弱，不能忍受长时间的劳苦工作。营养不足，极为普遍，这是因为食物不足。平时他们的伙食完全没有肉和脂肪，盐和蔬菜也不足量。
其实这就是真正的中央军精锐部队的现状。
总之，经济已经陷入崩溃边缘，几乎难以维持。
还有，国共关系更是死结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独立作战，丝毫不在乎国民政府的命令。
很多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什么没有自由，什么什么之类。
但大家既然说历史，就绝对不能忘记当年的环境。
国民政府明确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划分活动区域，你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份子，擅自跳出这个区域，就实属叛乱。
在河北歼灭搞垮10万国军敌后部队，在江苏黄桥歼灭1万多国军主力，进而围攻草甸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这也是标标准准的叛变。
至于在山东搞垮苏鲁战区司令官于学忠，甚至将其活捉；武力阻挡国军李仙洲部进入山东；在山西拉走战区司令官阎锡山麾下的新军；在山西和阎锡山武装开战等等，又是什么行为？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说，胡宗南不去打日本，反而出动兵力包围陕北。
话似乎不错。
关键是谁敢说胡宗南包围陕北的前因后果？谁敢？
如果不是八路军在1939年武力歼灭绥德绥、米、佳、吴、清五县十三个保安大队，赶走国民政府绥德警备区专员何绍南和各县县长，试图扩大陕北的地盘，谁又会去包围你？
事实证明，胡宗南做的没有错。这次因豫湘桂会战，胡宗南主力紧急东进援助豫中作战。而八路军就是乘此机会，利用胡宗南包围圈减弱，组织了包括王震三五九旅在内的多支南下大队，四面扩充地盘，甚至跑到了湖北。
如果胡宗南不去包围你，恐怕整个陕西甚至西北，早就被八路军吃掉了。你自己说能放任你们不管吗？
所以，自从黄桥事变曹甸事变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其实已经公开为敌。一个明确的标志是，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但我党不予承认，还重建新四军，任命了新的军长和政委。
1942年五一大扫荡惨败后，从1943年开始，八路军基本停止对日的较大规模战斗，日军也不对八路军进行大规模扫荡。双方停战，转而对付国军。
此时国军可谓内外交困，既有外部的敌人，又有内在的敌人，再加上汪伪政权、地方军阀、各地土匪和民间割据武装。国民政府，或者说蒋介石，是同时和五股力量作战。
蒋介石的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的养子蒋纬国回忆：那种情况下，父亲压力非常大，但又无人可以倾诉，苦闷异常。他身边的老副官（其实就是仆人）告诉我。每天父亲在洗澡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大叫、大声说话。有时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低吼，有时候则是大声的喊叫，比如娘啊、爹啊之类。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些都极为惊恐。他们这些仆人，听到以后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种情绪，是积累了多年的。
蒋纬国又说：父亲在台湾时候，有次向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去军工厂视察，突然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工人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总统，你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父亲对我说，自从我的奶奶去世以后，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他非常感动。
很多人说政客一生都在演戏，也许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演技呢？不错，政客确实很会演戏，但人在生死边缘，是伪装不了的。
以汤恩伯为例，我党攻击汤恩伯腐败堕落，贪污无数钱款，甚至和日伪做生意。但你能否认汤恩伯死前穷困潦倒，仅仅为了节省医药费不去美国做手术，去比较便宜的日本。结果就因为省钱而导致手术失败，死在了日本。
请问，汤恩伯贪污的那么多钱呢？
生死关头都不用，准备什么时候用？死了以后，烧成纸钱去地下用？
按照你们的说法，汤恩伯真是一个超级演员，甚至拿自己的生命来演戏，最终演到了棺材里。
这说得通吗？
以上就是豫湘桂会战的背景，下一篇就正式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