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最后一位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辞世。同月，《戚本禹回忆录》在港出版。
戚本禹（一九三一～二〇一六），威海人，肄业上海南洋中学；四八年六月入党，四九年九月入中央团校，五〇年五月入中南海——中央书记处政秘室，以《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文窜红，中央文革“小三”之一，“中办”代主任。
文革化石级标本
近日网传戚书透露高层腐败细节（谭震林老婆军机运鸡、王光美一天三换衣），其实该书最“值价”的是主题思想，提供了文革化石级标本——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毛泽东思想万岁！
为罪恶文革正面立言、为动乱之源阶级论立说、为中央文革立德，戚先生的任务不易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很简单，文革动乱乃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掀起，中央文革乃全国造反派总司令部（戚语），即便对一些人有所保护，微补难掩大恶，小功难遮大罪。
读《戚本禹回忆录》得有点心理准备：忍受对文革对中央文革的评功摆好。最难熬的是对文革的正面阐述——仍奉赤左谬说为闪光真理，将种种文革血污推给莫须有的“破坏文革黑手”，且拿不出确凿实证。歪说沿着歪理当然无法成为正说。
毛时代实况今已大面积披露，资讯丰实、证据铁凿，戚氏竟还要为这段岁月挺台。戚乃老毛御笔送入秦城，再批“三不”——不批斗、不提审、不立案。于公于私按说多少得有一点“阶级觉悟”？没想到他至今还持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对老毛仍一腔“阶级忠诚”。江青也是将戚送入秦城的“黑手”，戚对她也保持纯洁“阶级感情”，只褒不贬，佩服江青看人眼光很准。对张春桥也一口一个“春桥”，那个亲切那个战友深情！
戚翁思想完全停摆一九六八年，并以这一停摆自傲。那么，为什么得持守这些红说赤论，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利益？戚未予最起码的论证，在戚本禹眼中，毛泽东无一不是处——“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
戚本禹避开文革“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叶剑英语），坚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崇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中共变质，防止各级干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新一代统治者。戚本禹用动机指证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正确。回避原因，只说毛泽东如何仁慈、不吃肉……“包产到户”是历史逆流，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借古讽今，“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如此袒护之至的偏论，莫要说“中外反动派”，就是八千万中共党员，会认同吗？戚认为改革开放乃毛泽东早就料到的“资本主义复辟”。
“阶级叛徒”——李锐、邓小平
戚曾任《红旗》历史组长，多少懂点史学，知道如何“做史”，如何不动声色下套，尤其对痛恨至极的“阶级叛徒”——李锐、邓小平。
戚认为李锐乃最阴险的“犹大”，对李锐的“下套”也最阴险。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突然打倒彭德怀，毛泽东无法擦拭的污点，戚竟栽赃李锐，说庐山形势逆转，罪在李锐，指说李锐的“告密”造成转向，至少李锐的揭发成为转向引信。可李锐一个小小副部级（列席会议），怎么可能扭转会议大方向？时间上，七月二十三日毛长篇发言批彭，二十六日李锐第一次检讨《简报》刊出，致毛信则在三十日。指李锐“揭发”造成转向，还有一点逻辑否？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纵有隐己之恶（急于辩解、洗脱），亦属微疵。尚属解冻期的一九八九年，《庐山会议实录》撩起庐山会议帷幕，对破解毛崇拜、还原庐山面目，其功其绩大大超过那点“隐恶”。
为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戚将大跃进公共食堂的责任推给刘少奇，指刘少奇和邓小平才是“人祸”主要责任人。戚借田家英的口——他在私底下还对我们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身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活，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戚认为邓小平的长项之一是对毛泽东心理的掌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泽东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准。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
戚说邓小平不怎么读书、不讲什么理论，但有概括总结的能力，只要听一遍毛的讲话，便能提钩出要害。
洗罪、辩解及倒台原因
洗罪、辩解，《戚本禹回忆录》主题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戚文，剑指邓拓“叛徒”。十八日凌晨，邓拓自杀。戚说邓拓的“叛徒”经中组部长安子文核查档案，稿子由陈伯达签发，刘少奇、邓小平审阅，为自己减责。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恐怖，戚为毛为中央文革开脱，指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所为，王任重也起了不小作用。中央文革未同意，毛泽东更不知道。文革初期的抄家、批斗、死人，与毛与中央文革无关，都是偏激分子、别有用心者所为。
对一些无法抵赖无法遮丑的罪行，也做了一点检讨。如承认那篇批判翦伯赞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的自杀“造成压力”；承认谭厚兰曲阜毁三孔，乃中央文革指使。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尤其戚本禹的“滞后”，资讯模糊，吴法宪说毛本还想保一下戚，毛一直十分器重戚本禹。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将姚文元、戚本禹、尹达列为“现在的权威”。江青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锋头一时盖压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说戚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似意“驸马”，引起江青警觉。戚本禹临终喊冤，专写一节“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撮录几节——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戚本禹只知未将上海送至“中办”一批旧刊资料（三十年代江青从影）及时转送江青，引起江青怀疑——竟在收集我的黑材料！至于毛泽东也怀疑他的忠心，戚本禹指认傅崇碧因不敢得罪江青，在毛面前将转移老干部遭中央文革挨批的责任移栽给他。其实，王关戚倒台最大原因是将帅对文革的强烈抵制，“揪军内一小撮”引起军界恐慌，老毛只好借文革标志人物王关戚的“头”示慰将帅，以稳军界。戚本禹不从政治大前提考虑倒台原因，只能说他到死都未读懂老毛、未读通中共政治。
读毕戚书，深感毛共独霸下“春秋无义战”，各为己利，相敌相斗；“三亲”叙史，百说纷歧。史家履此，必须小心。
《动向》2016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