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向我们描述了汉代政府架构。在这个政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按此架构，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汉时称丞相），对皇帝当然有一定制衡作用，实现了有效的君相分权。
在汉武帝时代，公孙弘以儒术自布衣为丞相后，特别是昭宣帝以下的历任丞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于是，钱穆先生得出结论：汉代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今天，两汉甚至被一些人美化成了中国在帝制时代最好的政府——一个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府。
可是，如果两汉的政府构架诚如钱穆先生所描述，那么，两汉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外戚专权，甚至西汉王朝的政权便是直接由外戚篡夺的呢？
根据李玉福先生在《秦汉制度史论》的研究，以“相”来命名执政大臣，最早可溯源于春秋后期的齐国，而宰相制度肇始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的宰相制度便是继承了秦的传统。《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丞相的职权高度概括为八个字：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所以，汉初的丞相有辅佐天子、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总领百官、总理国政、典正法度、参掌军权等职权。
如果两汉王朝的历史，丞相均能有效行使上述职权。那么，钱穆先生的论述无疑非常正确。然而可惜的是，这种丞相总理国政，负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的时代，大概只存在于汉初七十年。
汉初七十年，汉王朝的政权并不稳固。高祖时期，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异姓诸侯王同床异梦。刘邦死后，又有诸吕之乱，文帝也是在功臣集团平定诸吕之后拥戴为帝的。即便到了景帝初年，也有同姓诸侯王之忧。于是，萧何、曹参等为相，他们代表着功臣、贵族集团的利益，与皇帝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君相统一的权力中心体制。这个时候，皇帝对丞相的礼遇也非常高。根据《汉旧仪》的记载，丞相见皇帝，皇帝必须起身相迎；丞相有病，皇帝需要亲自去探病、问候……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一系列举措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加强皇权，实现大权独揽，汉武帝需要重建一个依附于皇帝的权力中心，以打破过去君相统一共治的权力架构。于是，汉武帝创立了“内朝”制度（又称“中朝”）。
内朝起源于皇帝的宾客、谏议、顾问、宿卫等近身侍从之官。通俗得说，就是皇帝任用一些文学侍从，如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口才好、文章写得漂亮，而且，官职都不高。
汉代国家大事均用公开的朝廷集议的形式来解决。而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受皇帝的委托，是朝议的主持者。所以，汉初的丞相可以凭借朝议，充分发挥自己的职权。到了汉武帝时，这种状况出现了质的改变。每当有军国大事需要讨论，汉武帝会先将自己的意图告诉内朝的文学侍从。朝议时，大臣们提出处置方案后，丞相往往还来不及反应，文学侍从们就开始根据皇帝的意图，对大臣的方案进行批驳。
“上（武帝）使朱买臣等难弘（丞相公孙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于是，我们在《汉书》中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记录。长此以往，丞相和外朝的官员便由军国大政的制定者，逐渐演变成了执行者。一项政令，皇帝和他的内朝侍从们制定好了，在朝议时交给丞相和外朝的官员，他们负责执行就行了。
这样的一种制度，很显然，和钱穆先生所认为的君相分权的政治制度背道而驰。
汉武帝时期设太学、选贤良、举孝廉，的确在人才的选拔上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公孙弘以儒术自布衣为丞相，彻底打破了以往丞相皆由功臣、列侯充任的格局。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过去的丞相功高位重，更代表着功臣和实力派列侯的利益，所以，他不仅代表着君权，同时也有能力制约君权。如今，布衣为相，丞相在朝堂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依托。甚至，汉武帝时代的丞相不必贤能。
汉武帝晚年任用的最后一个丞相叫做车千秋。这个人仅仅是在卫太子巫蛊之祸后替太子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汉武帝破格提拔为丞相。《汉书》甚至直言车千秋：“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
没有家世背景，甚至才能缺乏的人也可以一步登天成为丞相，成为百官之首。我们可以想见，在汉武帝时代，仅以皇帝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中，丞相已经无足重轻。于是，到汉武帝晚年，别说是丞相的职权、应得的来自皇帝的尊重，作为丞相，即便是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
在汉武帝执政的54年，一共竟然任用了十三位丞相，而且大多结局凄凉。在丞相位子上善终的，只有田蚡、公孙弘、石庆三人；卫绾、窦婴、许昌、薛泽虽然遭到罢免，但还算是保住了性命；而汉武帝执政后期任用的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不是被逼自杀便是被皇帝屠杀。
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皇帝可以极其随意地提拔，也可以随意地罢免，甚至于屠杀。这种状况之下，何谈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也许，汉武帝时代是非常极端的。在以后的两汉时期，我们的确没有再看到这样对丞相的频繁更换和大肆杀戮。不过，质变已经发生，皇帝已经有了自己专属的权力中心——内朝，丞相在朝堂之上已然孤掌难鸣。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大司马大将军这个称谓非常强势地进入了我们的历史视线中。不过，汉武帝架空相权的目的是皇权独揽，而非将权力转移到别人手中，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内朝官员秩位都很低。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虽然都有大司马的加官，但根据史书的记载，他们也只是“贵幸”，并非内朝首领。
《汉书·霍光传》中记录了汉武帝的遗诏，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辅政。自此，汉武帝为大权独揽一手创立起来的内朝，由皇帝的宾客顾问团，逐渐演变成为以外戚为首的大司马诸将专权的工具。于是，在汉昭帝去世后，出现了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废帝刘贺。刘贺仅在位27天，霍光便将其废黜，并拥立新君——汉宣帝刘询。
在西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外戚家族：王家、丁家、傅家的兴起和衰落，直至外戚王莽篡汉。到东汉王朝建立，前三任君主光武帝、明帝、章帝之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汉朝皇帝皆是冲幼之君。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外戚政治的重演，窦家、邓家、梁家……更为可怕的是，当逐渐长大的皇帝想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时，可依赖的对象自然而然是身边的宦官，中国的历史因此进入第一次黑暗的宦官时代……
以上这些，难道不应该是两汉政治的常识吗？从这些常识中，怎么能看到君相分权，看到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呢？即便在两汉政治中出现过勉强可称作分权共治的时候，那也是在汉初七十年，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功臣贵族集团和皇帝共治天下。如果两汉王朝不能用“君主专制”来定义，那么，在王氏、窦氏、梁氏们嚣张跋扈的时代，是外戚代表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在黑暗的宦官时代，便是宦官代表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没有制度和程序上的保障，便不可能有实际意义上的分权，不过是开明贤君时代和专制暴君时代的区别。而在制度发展沿革上，我们走上的并非分权、制衡的道路。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到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倒是彻底将君主专制制度化了。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美化是极为特殊的时代造成的。在彻底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时代，钱穆先生呼唤人们要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拳拳之心，可以理解。
然而，温情与敬意不等于文化意淫。今时今日竟然还有很多人为中国文化最黑暗的核心——专制制度招魂，认为在蒙元入主中原之前，我们有过无数辉煌灿烂的时代，仿佛中华民族可以复兴到强汉、盛唐，乃至于文宋，而不是向前一步，迈进现代文明。如果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开始认同这样的观念，那么，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所付出的无量头颅无量血，便彻底辜负了。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别在鲜血中假装闻到花香，别在屠刀上看到虚无的优雅。
今天，敢于正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核心——专制制度，并彻底将其抛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