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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乌坎,“一国两制”的境内试验

2011年末,我从德国去法国访友,途中遇到暴风雪及铁路工人罢工改道。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写一篇文章,我索性取消了这趟筹划已久的行程,在亚琛(Aachen)火车站一家咖啡店里打开了电脑。那篇文章是《乌坎人,历史的浮雕》,发表在我任主编的《阳光时务》。

“乌坎人”,是这份周刊当年选出的年度人物。在此之前和之后,我的同事对乌坎事件进行了一再深入的连续报道,并拍摄了大型记录片。几个月之后,我的文章获得2012 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华语卓越评论奖,这一系列报道则获得2012香港人权新闻奖。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乌坎为什么重要?我在文章中写道,它是中国人在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认大多村民都是利益诉求主体,收回“被国外敌对势力煽动和利用”的愚蠢说辞;第一次脱离政府控制,实现民主自治三个月;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认被它宣布为非法组织的理事会合法,有效运作并争取到公民权利。

乌坎并不完美,因为完美并非民主的追求。我当时写道:“接下来他们还可能面临政府的失信,利益的纷争,宗族势力与民选代表的矛盾,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沟,甚至产生新的腐败。”

夷平“历史丰碑”

五年之后,我的前述隐忧全都变成了现实,而且现实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残酷。只是新的腐败者到底是谁,村民与官方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将一顶顶“腐败”的帽子戴在抗争者头上,大多村民们却认为这是“秋后算账”。

当年的抗争领袖中,薛锦波在抗争初始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杨色茂、洪锐潮三年后以“受贿罪”被判刑入狱,庄烈宏流亡美国。核心领袖林祖恋(又名林祖銮)做了两届村官,关键问题土地维权并无任何实质进展。

林祖恋计划于今年6月19日再次发起大规模“集体上访”,并与太太签订离婚协议,作出决一死战的姿态,却在6月18日凌晨被警方带走。不出所料地,政府发布公告,称他收受巨额贿赂。再过一天,和近年来众多异议分子、维权人士一样,他被当局录制了“认罪视频”,在视频中表示向警方“坦白交代犯罪事实”。

村民如期聚集游行,要求当局释放林祖恋,归还被强占的耕地。尽管他们挥动着五星红旗,高呼着“共产党万岁”,但是当局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他们“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利用而采取过激行为”,并警告称“对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趁机打砸抢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乌坎再次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当年,林祖銮在灯火通明的乌坎小学会场宣布选委会名单,我的同事张洁平在现场报道中写道,“他嘶哑的嗓音刚刚落下,远处传来了零点的钟声。仿佛一个寓言,乌坎,新的一天开始了。”如今,张洁平是香港新媒体《端传媒》执行主编,而她的刊物在跟进报道时,却被管辖乌坎的汕尾市政府指责为“在乌坎村内进行煽动、策划、导演”的境外媒体之一,要被“依法采取措施”。

“一国”岂容“两制”?

立下历史丰碑的乌坎人,成为中国再也普通不过的一个受打压者。拘捕、污名、恐吓、电视认罪、武警镇压……当局使用的全是老掉牙的手法,也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相信它的说辞,是否怨声载道。当检察院公开播放林祖恋的“认罪视频”后,律师孙斌给出了很好的评论:“检方(若)公布,他承认自己是外星人,我也不觉得惊讶。”

近年来,针对乌坎民主的艰难处境,当局控制的舆论一直企图将话题引到同样老掉牙的论调: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事实上,正如我多次谈到的那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间?无数中国人设想过、迄今仍被很多人迷恋的一种安全的转型模式是:上层专制,基层民主;整体专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先局部后整体,最终实现全面民主。当局也希望这个假想模式被香港人接受,正如全国人大2014年“8·31”决议所安排的那样。

人们似乎忘了,中国法律早已规定,中国内地近50万个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及村长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官方甚至还主动试验或者默认过乡长、镇长直选。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6000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随后,深圳等地也进行了类似试验。

有若干学者对这些试验做过研究,其结论不难理解:在一个整体专制的大环境中,小范围的民主选举困难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五年乌坎故事,是村民誓死抗争、当局被迫接受的一个新的试验。今天,试验的结果昭然若揭: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一国”岂容“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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