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好像不爱睡觉，好像每个人，尤其是日本人自己都这么说。当然，这只是个错觉。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学现象，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第一次见识到日本人对于睡眠的这种有趣态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首次去日本时。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整个社会的投机氛围泛滥，日常生活也处于高度忙碌状态。人们整天忙于工作和休闲约会，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当时最为流行的一条能量饮料广告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段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谁能24小时战斗不停？商人！商人！日本商人！”
许多人抱怨说：“我们日本人工作太辛苦，简直太疯狂！”但是在这种抱怨声中也不乏一丝自豪：勤勉苦干的日本人由此拥有了对其他民族的某种道德优越感。然而，与此同时，我每天在地铁车厢里都会发现有无数的日本人在打盹，有些人甚至站着就呼呼大睡，没人会对此大惊小怪。
我发现这种态度自相矛盾。这些晚上很晚才睡，却在早晨因为缺乏睡眠而哈欠连天的“工蜂”在日本属于正面形象，而社会对于“小憩”（inemuri，日本汉字为“居眠”）——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工作会议、课堂和讲座期间打盹的行为却普遍持宽容态度。无论是妇女、男人还是儿童，都能很自然地随时随地酣然入睡。
如果人们认为在床上或榻榻米上睡觉属于懒惰行为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认为在会议上甚至工作时打瞌睡是更严重的懒散行为？为什么要让儿童学习到深夜，却在第二天的课堂上补觉？带着对这种矛盾意识的疑惑，在几年后攻读博士学位时，我选择了睡眠的文化含义作为课题做了深入研究。
研究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睡眠本身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对此我做了很大努力才打消他们的这种偏见。当然，当初吸引我的正是这种消极态度。睡眠本身承载着多种含义和意识形态要素，对睡眠和与之有关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深植在睡眠组织和讨论语境下的价值观。我发现，大多数人不认为睡眠这种日常而自然的现象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和价值观。
我们往往认为人类的祖先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但实际上，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地区，人们的睡眠习惯从来就没有如此简单过。即便在电灯发明前，当时的文献记录就曾记载了很多人因为深夜沉湎于聊天、喝酒和其他享乐，迟迟不睡而遭到责备的故事。但人们普遍认为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武士——挑灯夜读是一种好的品德，即使这种学习习惯可能效率并不高，因为这不仅会耗费更多的油来点燃油灯，而且还会在第二天上课时打盹。
历史文献里几乎从未提起过打瞌睡，好像当时的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唯一的例外是在公共场所打瞌睡引起某些趣闻轶事的情形，比如，某人在一场典礼上加入合唱时唱错了歌曲，因为他们在典礼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睡觉。另外，人们还喜欢拿不知不觉打瞌睡的朋友开玩笑。
另一方面，清晨早起被誉为是一种美德，至少从儒家和佛家被引入日本后是如此。古代文献中有人们对于公务员工作时间表感到担忧的记载，但从中世纪以来，早起就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喜好，“晚睡早起”成为有文化品德的人的象征。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父母是否与子女共寝。英国的习惯是，父母让儿童在单独卧室里独睡，即便在婴儿时期也是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儿童学会独立入睡，并建立起有规律的入睡习惯。然而，日本父母和医生却坚决主张父母与子女共寝直到学龄。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不仅会消除儿童的紧张情绪，还有助于塑造独立和适应社会的成人人格。
可能正是这种文化习惯才让日本成年人在他人面前毫无心理负担地酣然入睡。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在有人陪伴时睡眠质量比独处时更好。2011年春天，威力巨大的海啸袭击了日本几座沿海城市。灾难发生后，幸存者们挤住在避难所里，数十甚至数百人共处同一片屋檐下。虽然人和人之间也发生了某些冲突和问题，但幸存者们却说，和这么多人一起睡觉让他们更为放松，更易入眠，并且重新找回了健康的睡眠节律。
然而，婴儿时期与他人共寝的经验无法解释日本人对于小憩，尤其是对学校和工作场所小憩的的广泛宽容态度。经过为期数年的调查，我终于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根本不把小憩和睡眠同等对待。在日本人心目中，小憩不仅和夜间床上睡眠毫不相干，与睡午觉也有所区别。
原因何在？首先要从它的文字组成来分析。“小憩”的日语汉字写法是由两个汉字组成：“居”和“眠”。“居”指“在场”，“眠”指“睡眠”。我认为，埃文·古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融入社会环境”概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小憩的社会意义以及与其有关的规则。通过身体语言和口头表达，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到所处的环境之中。然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分割为数个可支配的底层介入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小憩可看做是一种底层介入，在没有打扰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不必对此大惊小怪——这点和白日梦很类似。尽管小憩者此时可能已经精神溜号，但在需要主动参与时，他们就会立刻返回到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来。他们还可以通过身体姿态、身体语言、衣着符号等方式保持符合可支配介入活动的印象。
工作场所中的小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原则上，工作场所要求员工态度专注、主动参与，在工作场所睡觉则会给人留下性情倦怠、逃避责任的印象。然而，打瞌睡也会是勤奋工作的产物。在要求听众被动聆听主席台上冗长报告的会议上，听众非常容易入睡。来参加会议本身比会议能取得什么成果更加重要。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我：“我们日本人都有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
日本人认为，勤奋是指长时间尽全力工作，这是一种得到高度推崇的美德。在筋疲力尽或者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仍然参加会议的人表现出的是勤奋态度、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通过克服身体不适和需求，一个人就能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充满正能量。人们会觉得这类人忠诚可靠，应当晋升。如果他们因为过度劳累、患上感冒或其他疾病而酣然入睡，人们会原谅他们，并且打趣地说，这是因为“睡魔”袭来的缘故。
另外，日本社会也高度崇尚谦虚这项美德。因此，没人会四处吹嘘他工作勤奋–此时就需要采取某种巧妙的方法获得社会认可。由于劳累和疾病往往是由于过去的努力工作所致，这时可以小憩一番–甚至闭上眼睛假装小憩–从而表明该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虽然他现在正在打瞌睡，但却仍然具有控制自身及情绪的力量和道德。
因此，日本人的小憩习惯不能和懒惰划等号。恰恰相反，它是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非正式行动，目的在于通过暂时“离开”职责而确保日常职责得以履行。很明显：日本人不是在睡觉，也不是在打瞌睡，他们正在小憩。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可大了去了。
阅读原文：The Japanese art of （not）slee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