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做工匠很有动力，因为只要你有工匠精神，努力干活，手艺高超，职业前景就特别好。
永乐年间，江苏无锡有位石匠叫陆祥，石刻手艺精湛，参与了紫禁城建设工程，亲手设计并雕琢了天安门前的华表，主持修建了金水桥。由此，陆翔步步高升，从普通石匠一路做到了工部左侍郎，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
如果只有老陆一人发达，倒也不能说明什么，难得的是青云之上的工匠还有很多。
据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也参与了紫禁城建设，和陆祥一样，最终迈上了工部左侍郎的岗位。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走上了工部侍郎的岗位。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五杂俎》称赞他技术精湛却为人低调务实，是为“其巧侔前代而不动声色”。
不只木工、石工，永乐年间，上海华亭人朱孔阳因擅长作画，通过为紫禁城内宫作画获得赏识，逐步由技术派转入管理路线，后来担任了顺天府丞，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擅长水利的匠师叶宗人，因参与钱塘治水有功，被任命为钱塘知县。
这些工匠以普通手艺人身份迈入公家公务员序列，甚至担任了很高官职，按说都应该感谢开国皇帝朱元璋。
老朱在公元1393年诏令，“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等项艺术之人，礼部务要备知，以备取用”。相当于在全国范围弄了个技术人员后备干部清单，随后又制定了相应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政策。自此，开启了大明王朝工匠职业生涯的春天。
比之明朝，宋朝工匠的境遇就要差许多。
宋朝的国营手工业作坊对工匠实行军事化管理，一律住在营房。虽然名义上是雇佣关系，但属于“指射就役，非其情愿”，基本丧失了人身自由。而且作坊里的劳动强度大，待遇还特别差。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工匠“不堪其苦，往往厌倦工役，将身逃走”。
宋神宗时设立的手工作坊“斩马刀局”，最初制造的武器质量过硬，曾受到神宗亲口表扬，后来竟然发生暴动，原因很简单，就是“役苦”，工匠们忍无可忍。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官员心狠手辣，大私无公，不只克扣工匠的工资，还经常假公济私，挑选工匠到自己家干私活，是为“选占善工，家为制具”，或是“借役民工，以资奸侵”。都去干私活了，公家的差怎么交呢？只能保量不保质，凑个数应付检查。
就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向宋神宗汇报过的，“惟计多寡之数以藏，而未有责其实用者。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不可复举。”
宋神宗做事认真，跑去军械库抽查质量，一连挑选三张弯弓，“苦良相远”，质量都非常差。诚如记载所言，“制作之司，一切不问，则欲速成，可以逃责，备数足矣”，官员们但求速度和数量，生产完了往仓库一堆，样样齐备，个个稀松。
反观金朝，《翠微北征录》记载，“军器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损害，有误使用，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断不轻恕”，所用军用武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和生产日期，如有质量问题耽误了使用，即刻按名字抓人，该判刑的判刑，该杀头的杀头，所以“器具一一如法”，都是高质量的产品。
其实，老祖宗的《礼记》早有提醒：“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说白了就是产品实名制，谁生产谁负责到底。但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大宋朝视而不见，反倒被金人学了去，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假使参照《礼记》所言，实名制是底线，有突破者必罚。假使参照明朝所为，用光明前途做激励牵引，有高水平必重用。
有此二种，工匠精神必不难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