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朱光潜的委曲求全，李泽厚的崭露头角可谓春风得意。李泽厚没有朱光潜的精神负担，从而像一个国家培养的体操运动员一样，甫入学林，高调亮相。动作干净利落，节奏铿锵明快，抬手举足之间，意气风发，将极权主义的国家美学体操，做得虎虎有生气。只消看一眼李泽厚当时发表的美学论文篇目，就可以知道这个后起之秀是如何崛起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论美是生活及其他——兼答蔡仪先生》。左右开弓，四处逢源。既横扫朱光潜的腐朽思想，又睥睨蔡仪那种白痴式的僵硬刻板。于是，对照鲜明的结果，在一场美学争论之后喷薄而出：一面是高尔泰被打成右派扔进山沟沟里劳动改造，一面是李泽厚成为一颗耀眼的美学明星升上红色中国的天空。美学，在西方人文世界里有如精神的徜徉和漫游，在红色中国却意味着灵魂的过堂，思想的改造。最后，要么归顺朝廷得一份安逸，要么忤逆官府遭受无穷无尽的磨难。
在那场美学激战中大获全胜的湖南学子李泽厚，荣耀之际，又陷入一种踌躇满志却又总是生不逢时的困境里。就人文承传而言，湖南在历史上几近荒蛮；直到曾国藩问世，才开始出现些许人文生机。然自曾国藩以降的湖南人杰，大都是事功之才，以经世致用闻名天下，鲜有于人文精神有所追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里，最富诗意的人物如浙江海宁的王国维、徐志摩之辈，大都出在江南。倘若说江南士子讲究生命的有无诗意，那么湖南学子追求的则是生存的出人头地。因此，毛泽东年青时对曾文正公的崇拜，不只是青年毛泽东一人的向往，几乎是想有番作为的湖南人共同的价值取向。李泽厚入学北大之际，未尝没有毛泽东当年跨进北大校门的功名心。区别在于，毛泽东当年只不过谋了个图书馆员的微职，而李泽厚却一步登入北大哲学系。更大的区别当然是，李泽厚就学的北大，已经不是当年人杰地灵的学府，而像一个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的国子监：到这里谋取功名是可以的，但必须匍伏在毛泽东的脚底下。这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学子，并非难事。只要顺着圣上的旨意和官家的意识形态，大展拳脚；把规定动作做得齐整，将马列教条背得滚瓜烂熟。难的是成功以后怎么办？毕竟是不无雄心壮志之人。
按理说，以强烈的事功心谈论美学，就好比挎着马刀种花圃，不是一回事。但李泽厚的天赐良机在于，他所信奉的恰好是唯物主义。在这个主义眼里，审美活动就像铁匠打铁、农人种地、士兵打仗一样的实际。美，只能是客观的，就像铁锅里的铁水，农人脚下的土地，枪林弹雨的战场。就连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都有唯心主义之嫌，更不必说把审美归之于纯粹的精神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李泽厚在《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一文中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李泽厚强调：美是事物客观存在的属性，审美只是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在审美活动中，主观的态度、意识、情感等等，不能参与构成美。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质决定意识。主观意识乃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如此等等。
正如存在层面上的文化和生存意义上的文明，截然有别。审美活动和物质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混淆了生存和存在的差异，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区别。凡是理当在存在层面上谈论的精神现象，或者审美境界，全都被李泽厚拉到生存层面上。一如想要作践艺术，先把艺术家推入生存的泥潭。
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真不知这是种什么样的美。且不说其它，希特勒时代的里芬施塔尔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恐怕都达不到这样的统一；或许张艺谋的国家恐怖主义电影和京奥开幕式闭幕式，有点这个意思。没有点无知无畏的唯物主义勇气，很难将美定义成这付模样。就算马克思趴在女佣身上享受齐人之福之际，也未必能想出这样的统一。惟有被官方意识形态弄疯掉的美学教授，才会赞同这种极权主义美学。那样的教授会借癞蛤蟆的眼睛证明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有道是：在一只雄癞蛤蟆的眼睛里，美并不是维纳斯那样的女神，而是一只雌癞蛤蟆。这让稍许有点美学常识的听众，瞠目结舌。但那个时代过来的美学教授们，几乎全都这么当真。因为作为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支柱，唯物主义在当时是不容非议的。不过，在官家报刊杂志上如此表演极权主义的国家美学体操，并非没有代价。李泽厚自以为是地给美作出上述定义，无意中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文常识，丧失了对纯粹精神世界的阅读可能。因为以唯物的头脑和眼光，根本无法领略康德美学、克罗齐美学、叔本华美学和尼采美学之奥妙，更不用说面对人类灿如星河的艺术创造。
八十年代中期，听业师钱谷融先生谈过五十年代的这场美学论争。谈及李泽厚的美学文章，钱先生一脸的厌恶，说：李泽厚靠批判朱光潜起家。顿了顿，皱起眉头又说，唯物主义很粗俗的。我赞成朱光潜的美学观点。没错，钱先生喜欢的是，克罗齐美学。若干年后，七十五岁的钱先生给笔者看了他二十五岁时写的一篇诗学论文，从瓦雷里的诗论谈起。其时，钱先生刚从中央大学毕业没多久。当年，也是才华横溢的江南才子。五十年代因为一篇《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遭受批判，划入右倾。相信对李泽厚怀着如此看法的五十年代过来人，不啻钱先生一个。由此也可以想见，五十年代的美学争论，其实是一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大一统战争：将世人所有的审美感觉，统一到马列主义的教条里，统一到国家意识形态里。在这场大一统里，李泽厚为党国立下首功。
然而，功成名就之际，美学明星李泽厚的尴尬也随之到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不安份的学说，任何一个沉溺其中的学子，都会被煽动起一股俯瞰天下的野心，更不消说来自湖南那个事功之乡的李泽厚。以李泽厚在美学论战中表现出来的才能，仅在一个研究所里任职一个研究员，显然相当屈才。但问题是，国家培养的体育运动员可以当部长，国家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理论家，却只能那么养起来。李泽厚才华再出众，也不能超越最高权力和最高话语权力。毛泽东的天下，已经有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又是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湖南学子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学得再到家，才只能在另一个湖南人毛泽东的脚底下混口饭吃罢了。被马克思主义激起的雄心壮志，绝对得不到发挥，更遑论实现。毛泽东当年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及至李泽厚登上话语舞台，天下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只有毛泽东说话的特权，没有李泽厚发声的余地。不管毛泽东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了，但毛泽东凭借那场革命，已经成了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再精通，也难以实现什么非份之想，只能做个研究员。此乃这位马克思主义湖南信徒的最大悲苦，生错了年代，走错了房间。
假如李泽厚生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罗斯，有望成为普列汉诺夫第二。假如李泽厚生在有宋年间，可以与朱熹切磋一下。就算生在同治中兴后的满清治下，也有希望像康有为那样，做一把帝师之类。可怜可叹的是，李泽厚偏偏生在集党国权力和话语权力于一身的毛泽东的权杖底下。毛泽东的权力不容他人染指，毛泽东的话语，亦即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也是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毛泽东哪怕整天捧着《资治通鉴》之类的帝王权术，也照样被奉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逻辑上说，这很不公道。但中国的事情，从来就没有讲过逻辑。
由于这样的不讲逻辑，导致了李泽厚的人生倒错。辛辛苦苦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不料毛泽东根本不是个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极其鄙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书生；即便寻找戈培尔式的人物，毛泽东也不会找到李泽厚头上，而将那样的荣耀赐予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等到李泽厚好不容易熬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却十分悲哀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跟着随风而逝，甚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在走向终结。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仅招摇一时，比流行歌曲还短命。李泽厚应当庆幸的是，唯物主义倒是没有凋谢，并且还在邓小平的设计下泛滥成灾。可是等到全体中国人步入一个名符其实的唯物主义时代，李泽厚又相当失落：世人只知李泽楷，根本不认李泽厚。李泽厚最后做出的一个思想体操动作是：告别革命。哪想，过去的革命已然发生，根本告别不了；而未来的革命又不能告别。告别了未来的革命，改革家们拿什么去逼迫顽固的守旧者不得不改革？
纵观李泽厚的毕生著述，最有才情并且最可能传世的，应该是《美的历程》。李泽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其著述中显示了一下他的审美能力。出色的审美感受，不知不觉地突破了当年为了迎合极权而营造的唯物主义实践美学。诸如对《春江花月夜》之类的赏析，行文间全然忘了当年的美学定义：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而是独自沉醉于人生和宇宙之间，作一番虚无飘渺的喟叹。所谓实践美学，再唯物，再实践，毕竟只是种官家的体操表演。真正能够主宰心灵的，乃是对美的倾心享受。一部《美的历程》，考据上再不够功力，学术上再值得推敲，其鲜活的审美感觉，是无可否认的。作为一个美学家，李泽厚的根底显然不如朱光潜；但一部《美的历程》却证明了，李泽厚的审美能力，当在朱光潜之上。不过，读《美的历程》，又必须参照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式的咏怀，否则读不出其中的指点江山意味。几乎是同样的青春期骚动，同样的垂涎天下抱负。这是李泽厚的美学著述又一个不同于朱光潜之处。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也罢，《西方美学史》也罢，从来没有指点江山的意思。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