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三件事让国人的神经受到了强烈刺激，一个是“四川阆中法院公审讨薪农民工”，另一个是“山东黑心疫苗案”，还有一个是“河南医疗垃圾回收乱象”。
头两件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河南医疗垃圾回收乱象，是河南都市频道记者的暗访调查报告，看后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被调查的河南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上至大医院下至小诊所，它们产生的医疗垃圾统统被非法回收利用，残留药水的输液瓶、带血的输液管，被加工制作成朔料餐饮具、儿童玩具和各种用具在市场上销售，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这三件事已经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也突破了社会的底线。凡事皆有底线，底线就是最低标准的最后防线。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法律的底线，也是自古以来溶入人们血液中的基本常识，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原则。作为四川阆中法院的法官们不可能不懂这一点，然而他们不去追究无良开发商恶意欠薪的法律责任，反而将可怜的讨薪农民工公审判刑。之所以说开发商恶意欠薪，是因为至今阆中法院也没有排除开发商的主观故意，同时农民工若不是一再讨薪无着，也绝不会采取违法的方式以图引起政府的重视。公审讨薪的行为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也击穿了人们的心理防线，所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弹。
“不能图财害命”是做人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人就不能算人而是畜生。可是，山东黑心疫苗案和河南非法回收医疗垃圾的当事人，就是在干谋财害命的事，就是在干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事，就是在干不是人干的事。他们突破了人的底线，也击穿了人们的心理防线，所以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公愤。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丧失了底线呢？
四川阆中法院丧失法律底线，显然是资本的力量在作祟。尽管在本案中开发商和农民工没有对簿公堂，但“非法讨薪”与“恶意欠薪”有因果关系，没有欠薪就没有讨薪，没有恶意欠薪就没有非法讨薪。所以，检察院、法院不追究开发商的法律责任，只追究农民工的法律责任，就是让法律的天平向资本倾斜。谁都知道，政府和开发商是穿一条裤子的，法院又在政府的领导下，法院必然向着开发商，这是常识。权比法大又一次上演活剧，依法治国依然是一句空话。
“谋财害命”古已有之，但从来都是个别现象，只有到了今天才成了社会普遍现象。非法经营疫苗和非法回收利用医疗垃圾成为一个个产业，充分暴露出监管部门、医疗机构失职、渎职和腐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心疫苗案能让6道防线全部失守，非法回收利用医疗垃圾同样一路绿灯，说明这些职能部门也和作案人一样，丧失了职业底线，也说明反腐败斗争效果的确有限、任重道远。
将讨薪者公审判刑，让“谋财害命”肆意横行，这种现象好像只发生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听说有这些东西。只听说国外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没听说工人干活不给工钱，更没有听说讨薪还要被判刑。外国资本家虽然剥削压迫工人，但人家并不耍无赖。也没听说哪个国家弄黑心疫苗去赚钱，不然的话这次事件也不会惊动世界卫生组织，至于非法回收利用医疗垃圾倒是听说过，不过不在人家国内，而是让中国的不法商人将它进口到了中国。
不但国外没听说过，而且国内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这些现象。那时候，人民公社派社员搞副业，无论是在本地务工还是外出务工，工钱都是按月结算，从无拖欠，回来后上交生产队然后记工分。那时候，疫苗全部由国家供应，由防疫医生上门接种，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全国的疫情控制的非常好，许多传染病被消灭，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男女平均寿命比解放前都有成倍增长，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受到了联合国的赞扬和推荐。那时候，不存在非法回收利用医疗垃圾现象，一是那时还没有一次性朔料医疗用具，二是人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谁也不会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现在我们社会没有底线的东西，其实绝不止以上三件，而是多的去了，如：药品制假，食品添毒。奶粉兑三聚氰胺，地沟油送上餐桌。医生宰病人，教师奸学生。裸官不免职，巨贪不处决。老人倒地不扶，儿童公然被抢。主人被迫下岗，司机肇事逃逸。官员不公示财产，转基因大行其道。非法集资泛滥成灾，股市设局公开抢劫。穷国借钱救富国，小国竟然欺大国。领土被占不言武，爱国者被骂成贼。等等，条条都突破了底线，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底线的国度，而且这些破玩意儿，照样是国外少见，国内毛泽东时代没有，是地道的今日中国的特色。
一个国家没有社会底线是非常危险的，它让公权力失去公信力，从而威胁政权的稳定。实际上中央领导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就警告全党注意“塔西佗陷阱”，反映了这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政权人心向背问题的重大思考。
所谓“塔西佗陷阱”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的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的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那么，一旦陷入“塔西佗陷阱”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会有一天被人民所抛弃，是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