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是解放前的老党员，五七年的“右派”，中央党校的离休教授。曾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主编，现为《炎黄春秋》编委。鉴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思考，他什么话都敢讲，而且往往能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他在猴年《新春漫笔》（之一）中，反思了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五个几十周年——
一，二〇一六年是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六十周年；
二，二〇一六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三，二〇一六年是因悼念周恩来而爆发的“四五运动”四十周年；
四，二〇一六年是粉碎“四人帮”四十周年；
五，二〇一六年是导致胡耀邦被迫下台的所谓“自由化”高潮三十周年。
把封建主义当社会主义
第一个六十周年是我们自我陶醉和狂热的起点。我们欢呼一夜完成了“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杜光以为“实则是剥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业者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导致中国误入歧途的关键”。“六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因素，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码条件，因而，任何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活动，都不可能名副其实地推动社会发展。相反地，只能呼唤封建专制主义卷土重来”，“把封建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是六十年来一切社会弊端的总根源”。我们以为只要主观上这么一“公”就“社会主义”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北京市长彭真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进入社会主义了！”（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九五六——一九五七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二月第一版P106）
据《共产主义实录》（美，Richard Pipes著，郭新民译）：“共产主义（按：即社会主义）原是为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设计的，而结果却仅仅行之于不发达的农业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套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当时中国领导人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现实嘟囔几句陈腐的套话或热烈地呼几句口号，社会主义就轻而易举的实现了。我们的“速成共产”就像当年“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一样想跳过历史的中间站，这“中间站”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正如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羞羞答答不愿承认的事实——我们实则是在恶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莱布尼兹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说，我们证实了一个准则：“自然从来不飞跃”（按：社会历史一样有自己的固有步伐）。然而，我们的领导却天真地想“跳过”。如果恩格斯还健在，也许他会借海涅的话评前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中国的理论家，包括号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人，他们中就没有一个人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条件、最起码的标线去衡量一下当时中国的状貌。他们的观点连雾里看花都说不上，说白了，就是瞎子论象——大象是柱子、大象是蒲扇、大象是刷子、大象是一堵墙。我们的政治空间是缺理论的糊涂空间。
“四人帮主”毛泽东
第二个五十年，毛泽东拼尽全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声言要清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封、资、修。杜光以为他实则是在大搞个人崇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扫除一切有可能威胁他独裁统治的政治势力、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他把封建主义的法宝——人民民主专政（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发挥得淋漓尽致”，造成中国空前的社会动乱、经济崩溃、道德沦丧，流毒至今。
第三个四十年，“四五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去世，给人们提供了否定“文革”，倡导民主的大好时机。“四‧五”去天安门广场游行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虽遭镇压，但它表现了民众的觉醒与抗争。杜光以为“四五”运动是“五四以来民间自发的，意义深远的民主运动。”文革十年，给几亿中华儿女造成空前的灾难，也促成了少数先进分子的觉醒。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杜光以为值得认真总结。
中国是一个昏睡的中国，庸碌的中国。中国缺少的就是这“于无声处”的“惊雷”。古希腊的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公元四六——一二〇）说“有人曾对亚洲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所有的亚洲人都像奴隶似的听命于一个人，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发不出‘不’这个音。”（《论羞怯》，《西方名著入门‧人与社会》卷P123）
参与“四五”的青年，打破了这个沉寂，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第四个四十周年，官方文件一直把“文革”的罪魁认定为“四人帮”。但杜光以为“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不清算毛泽东在“文革”的罪责，我们就得不到应有的历史教训。这一点与已故的季羡林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季以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文革”的罪恶没有写进教科书，这就为以后评价“文革”留下了伏笔（见《牛棚杂忆》）。
毛泽东是“帮主”，这不是牵强附会。毛泽东说他平生作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江青在法庭上也承认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
万马齐喑的思想界知识界
第五个三十周年，什么“自由化”的高潮。杜光以为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是我们近代史上比较民主自由的年代，改革和思想解放是社会的主流。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开始，一直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或游行或集会，提出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一党专政的口号，声势浩大；虽遭扑灭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杜光虽未明言，倒能使人意会出，诸如有理、有利、有节，不给当政者留下横施镇压的口实之类）
几个“几十年”纪念到来了，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却没有引起认真的思索，还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我们还是发不出“不”这个音。没有否定就没有肯定。
《争鸣》2016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