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针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问题，各方人士提出了各种解药。其中有一道药颇为流行，也是我曾经比较认可的，那就是：要增进中国人的信仰。
信仰缺乏导致的道德滑坡，道德滑坡引发的底线丧失，的确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现在的中国可谓进入了一个“互害社会”：每个行业都不负责任，损人利己，卖牛奶的不喝自家牛奶，卖蔬菜的不吃自己蔬菜……每个人都在诅咒他人丧良心的同时自己泰然逾越底线。
想想中国曾经是一个“礼仪之邦”，如今沦丧至此，着实令人痛心。于是不少现代儒家倡导重振传统文化和道德观，教育小孩子从小读三字经、小学开始学国学，国家层面则投巨资在全世界多地开设孔子学院……
然而，这一切似乎没什么用，“互害”症状并未得到缓解，更别说根治了。我本人也从支持“信仰说”转为怀疑和否定态度了。那些讲究诚信的社会，是由于民众有信仰的缘故么？我在日本访学三月期间，向不少日本友人了解他们的信仰状况，得到的回答大体差不多：谈不上有多么坚定，也就是重大节日时去拜祭一下讨一个喜头，年轻人更是淡漠。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日本社会的诚信呢？试举日本“毒大米事件”为例，这场2008年在日本掀起大波澜的事件最后以日本农水省事务次官白须敏朗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引咎辞职、“毒大米”中间商奈良县广陵町米谷销售公司社长上吊自杀而告终。
其实，所谓的“毒大米”严格说来只是“问题大米”，是日本作为工业原料从中国购入的，这些大米中含有超标的黄曲霉毒素及杀虫剂甲胺磷。当初农水省与三笠公司签订合同，规定这些大米仅限于工业用途。但该公司为谋取暴利将这批“毒大米”伪装成食用米卖给酒厂、学校、医院等单位。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让日本人胆战心惊的“毒大米”，却是普通国人天天吃的优质大米。因为，中国的优质大米的甲胺磷含量限定为0.1ppm，而日本的“毒大米”的甲胺磷含量为0.02ppm-0.06ppm。两者甲胺磷含量相差数十倍之巨！
这批“问题大米”虽然流失到日本民间，但并未造成一人中毒和死亡。事件曝光后，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问题大米）并不是什么值得惊慌的大问题”。然而他的这番话招来尖锐的批评：“真不象话，难道要等死了人才算大问题吗？”
“毒大米事件”2008年9月5日被曝光后，日本社会沸腾了，民众抗议、媒体报道。随后启动的调查好似一股强劲的旋风。仅仅半个月（9月19日），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就引咎辞职了。
试想一下，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将会如何呢？前段时间发生的“问题疫苗事件”，尽管民怨沸腾，却未见一个官员出来道歉，更别提引咎辞职了。两相对比，便可知道日本社会何以诚信而中国社会何以不诚信的根源了：媒体拥有自由报道权可以监督不讲诚信的企业和玩忽职守的监管部门，民众手中有选票可以惩罚不尽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员。
诚信社会的建立有赖于社会每一分子对公共规则的遵守，而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这种公共规则很难建立，即便建立了也很难得到广泛执行。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常常随意改变规则，从而树立了一个特别坏的榜样，导致民众也不把公共规则当回事，潜规则盛行。
东西德统一、东德档案被公开后，世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东德：人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企业偷工减料蔚然成风；以严谨勤奋著称的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时代没有失去的民族特性在东德时代荡然无存；1/6居民成为秘密警察线民，互相监视和告密。
然而统一之后、恢复了自由的东德人，所有以上痼疾不治而愈。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这样说：【人民日报：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给门卫上支烟，大门立即打开；停车费30元，递上10元说不要票了，收费员开心放行；对办事员意思意思，户口两天办妥……他们明天也求人办事，开始了新一轮折磨。谁是恶性循环的第一推手呢？压垮骆驼的绝不仅仅是最后那根稻草，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针对人民日报的说法，中国网络上流行开“人民不行”的说法：经济不行，主要是人民不行；楼市低迷，主要是人民不行；疫苗出问题，主要是人民不行……
在我看来，这颇类似于当年东德民众的处境。在专制社会里，当权力者在规则之外、随便破坏规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当然也不会傻乎乎地遵守规则了，当然也会选择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潜规则了。人民因此变得狡诈和卑劣起来。
可见要缓解中国当下道德滑坡、底线丧失问题，从而走出“互害社会”，首要的不在于怎样去增进人民的信仰，而在于怎样去制约和规范权力，使得公权力也必须遵守公共规则。舍此，则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