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下）
作过上述比较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胡适是那个年代最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不是的。应该说，胡适算是彻底的。但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是胡适，而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新月派诗歌的首席代表人物，徐志摩。国内学人曾以《徐志摩的另幅肖像》一文，描述过徐志摩之于苏俄的洞见。文章写道：“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刊》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徐志摩指出：苏俄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在《欧游漫录》中，徐志摩记述自己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如此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马列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还在与人争论苏俄的文章中，如此表达他对列宁的看法和感受：“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徐志摩的另幅肖像》一文还相当生动地昭示了徐志摩对胡适的批评：
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即‘专政’的音译），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在胡适之前也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清读者耳目，他在发表胡信的同时，特地作了篇“按语”。指出：胡适眼中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比较遗憾的是，该文没能指出徐志摩何以具有如此深邃的目光；胡适及不上，人称深刻的鲁迅更是相距甚远。该文作者甚至以对徐志摩的诗歌不以为然，反衬其激赏徐志摩的政治感觉如何敏锐。殊不知，徐志摩之所以能够抵达胡适和鲁迅都无以抵达的敏锐，与其说在于其政治立场的不为苏俄革命所动，不如说在于其审美境界的为胡适和鲁迅所难以比肩。这就好比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群落中的天之骄子，就因为其审美上的非同寻常。倘若可以将二十世纪具有文艺复兴意味的中国文化比作一顶皇冠，那么王国维《人间词话》就是镶刻其上的一颗明珠。而徐志摩的诗歌，其审美境界恰好与《人间词话》完全对称。不仅其飘逸深远的意境，而且其谦卑和悲悯的心胸，都足以与《人间词话》媲美。
这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著名的《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以徐志摩之于林徽因的一往情深，读不懂此诗的读者，会怀疑这首徐诗是不是真写给林徽因的。因为怀疑者会把诗中的那种空灵，读作是徐志摩不把恋人当回事的潇洒，而浑然不知，这恰恰是情至深处的忘我。爱情的品质，根本不在于中国男人通常会有的占有心理，而在于处处替对方着想的呵护情怀。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因为把自己和林妹妹比作《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惹恼了林黛玉，赶紧赔罪之际，一时忘了自己多么在乎林妹妹，慌不择词地如此负荆请罪：“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贾宝玉这么说的时候，只知道一味的矮化自己，以此取悦心上人；根本不曾考虑，假如林黛玉真做了什么人的一品夫人，他是否受得了。郁达夫似乎是明白多情男子对于所爱恋人的这种呵护心境的，因此会写出“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
想想看吧，与林徽因相遇时，徐志摩已是有妇之夫，并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林徽因却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华。以徐志摩的那种贾宝玉心肠，呵护都来不及，岂有动用甜言蜜语朝着楚楚动人的小可爱狂轰乱炸之理？相反，在诗中用辞越轻淡，情意越真切。
《偶然》一诗更深邃的意境还在于，并不因为彼此相爱而理所当然地全然拥有，而是不停地告诉对方，你依然自由，你依然可以在天空无牵无挂飞翔。甚至连“交会时互放的光芒”，都可以忘掉。此中深藏着的情趣在于，越是给对方留出自由的空间，彼此的爱恋就越是难舍难分。这就好比爱到极致的双方，通常将满心的爱恋，诉诸不停的猜忌和吵架；一如《红楼梦》里人情练达的老祖宗所言：不是冤家不聚头。比起贾宝玉被纠缠于林黛玉的不断猜忌，徐志摩许以林徽因最好忘掉，可谓是，情到深处，矢言相忘。这样的深情，这样的境界，远不是世俗的山盟海誓可比拟的。
徐志摩的如此多情，就像他的审美境界一样，在五四新文学诸子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在男女情事上多少有些变态的鲁迅是不用说的了，即便是胡适，也没有这份情致。爱情的至死不渝和悉心呵护，与审美的敏锐，具有同样的生命品质意义上的标高。正是因为这样的标高，徐志摩能够写出《再别康桥》那样的绝唱。又是因为这样的标高，徐志摩的这首诗虽然像《红楼梦》一样广为人知，却也像《红楼梦》一样，真正读懂者寥寥无几。此处特意全诗引出，以飨读者：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1928.11.6 中国海上
悄悄的来去，不存丝毫占有之心。根本不像后来的庸俗国人，儿女读了美国的名牌大学，马上就“哈佛女孩”、“哈佛男孩”的炫耀不休。出身豪门的徐志摩，似乎天然具有谦卑的心地，自喻不过是“康河的柔波”里的“一条水草”。云彩，波光，彩虹似的梦，还有星辉里的歌，这一切固然美丽无比，却没有一样想要拥为己有。诗人天然具有不着相的慧根，无论是灿烂的瞬间，还是美好的记忆，全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情形一如《红楼梦》里的由色而空。诗人的空灵，与其说在于挥手作别的潇洒，不如说在于由色而空的妙悟。顺便说一句，如此意境，不排除茫茫大海的成全。此诗系海上所作，别有一番超脱。康桥记忆，色彩斑斓，却如一阵轻风，在海面上飘飘洒洒。康桥再美丽，有如人世再浮华，最终也不过是“挥一挥衣袖”而已。斯情斯景斯意斯境，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再别康桥》，名不虚传。假如徐志摩没有意外夭折，而像李后主那样经历一番沧桑和磨难，其诗歌成就完全有可能青出于蓝。后主落难之前的词境，远不及徐志摩这般空灵。而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至《再别康桥》方才体现得淋漓尽致。无我者，并非我的不在场，而是我相由色而空，随风而逝，随自然而挥发。
由于历史上世人之于鲁迅的夸张，徐志摩始终被置于鲁迅式目光的审视：有钱阶级的花花公子。事实上，鲁迅从来没有读懂过徐志摩，一如鲁迅从来没有读懂过《红楼梦》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此而言，鲁迅确实只和毛泽东相通。这两个人都可以煞有介事地谈论《红楼梦》，但都不是《红楼梦》境界里的人。徐志摩似乎并没有怎么谈论过《红楼梦》，却天然就是《红楼梦》意境里的人。从《山海经》既可抵达庄子，也可以直接抵达《红楼梦》。基于同样的审美方式，从《红楼梦》既能解读出王国维，从《红楼梦》又能弄明白徐志摩及其诗作。中国文化之中最为精粹的一系命脉，就是如此的绵绵不断。性情和空灵，自由和尊严，尽在其中。
新月社还有一个鲁迅读不懂的人物，即徐志摩那位双胞胎般的挚友，邵洵美。彼时，二子在巴黎相遇，一见如故，终生相契。这两位大家子弟，在鲁迅眼里只见富贵，不见清纯。殊不知，只消读一读他们的诗作，就会联想起英国湖畔诗人的青春气息。他们各自的爱情传奇，有如法国十九世纪沙龙里的故事，虽然有人不无俗气地将此写作，《我们太太的客厅》。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他们各自的爱情一般，透明。他们的品性之典雅，足以远溯自由自在的先秦风貌。与鲁迅同处于一个时代，并非他们的骄傲，而是他们的无奈。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