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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四十二)

10、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

假如排除各种各样的学术规范和历史语境,仅就自由主义的本义而言,二十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景观,分别体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即是上述新月派诸子的人文风貌,其自由思想来自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思潮;还有一类自由主义景观,虽然多少也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其骨子里的文化渊源,却是承继了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该传统作为一种人文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神话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伯夷叔齐式的独立人格;其后又经由老子的《道德经》,最后在庄子散文中作初始的定型。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自由主义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别在于,通常不是诉诸文字,而是经由生命本身体现。因此,这样的自由主义虽然也表述为思想,比如陈寅恪盛赞的陶渊明,但并不止于思想;虽然也诉诸文字,比如施蛰存推崇的庄子文选,却又不止于文字;虽然也可区分出清晰的学术脉络,但又不限于哪家哪派。比如汉末党锢一案中,从政治理念上说,是以儒治国的悲剧;但从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角度来看,又很难辨别出,究竟是儒生所为,还是道家之举。后人最多只能分出一个朝野的泾渭,但也并不如何的分明。比如陈寅恪显然不是无意的疏忽,在论及魏晋时代和汉末党锢时,略过了陈蕃,仅将李膺和范滂作为代表人物。因为陈蕃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朝臣。但问题是,李膺和范滂,多少也有过从政的经历;只是以他们两个的自由自在脾性,不适合驰骋于官场罢了。倘若以现在的概念界定来说,当时百分之一百的民间知识分子,惟徐孺子而已。

历史上的士林,通常奉孔儒为正统,这正统之外的各种自由思潮和逍遥人物,通常被史家忽略。司马迁可能是看在孔丘发过话的份上,为伯夷叔齐作传。孔丘没有谈论过箕子,于是商周之交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便被司马迁错过了。同样的偏见,也会发生在论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里。学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诸如熊十力、梁漱溟那样的人物身上,并且把他们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而不会把施蛰存和钱钟书置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野,仅将他们放入文学史的范畴。事实上,施蛰存和钱钟书的文化涵义,绝不下于他们在文学上的意味。至少,他们是熊十力和梁漱溟的鲜明对照。

比起熊十力妄自尊大的颠狂和梁漱溟要死要活的糊涂,施蛰存和钱钟书有着过人的清醒。他们既不会把自己夸张到可笑的地步,也不会一心想着要拯救天下而四处奔波。他们因为世事洞明而情绪稳定,他们因为人情练达而不打诳语。他们在专制高压底下的处世方式,是尽可能的听其自然,决不会自作多情地给皇上写信,也不会为了表明心迹而恨不得在上朝时当众开膛剖白。他们非常清楚士子和皇帝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因此,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尽力恪守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至于究竟恪守得如何,施蛰存和钱钟书倒是各交一份答卷。

所谓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并非缘自他们的籍贯,而是意指他们在四九年以后的生存定位:一个留居上海执教华东师大,在教学中拒绝援引马列文论,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后埋头古碑,文革后复出执教,淡然处世,百岁而终。一个北上进京,先是执教清华,后调文学研究所,被钦定为《毛选》英译定稿人,其后又为毛诗词的英译一尽绵薄,成为一名红朝御译;文革过后,终受重用,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代御译,于谢世之际,元首唁电,举朝哀悼,备极荣哀。

很难说此二子的人品有高低,可以肯定的只是,境界有异。同样的倾心老庄,不以孔儒学说为然,施蛰存从中得了嵇康阮籍式的风骨,所以难免跻身右派行列;钱钟书由此学成了世故的明哲保身和圆滑的求生图存,于冰刀霜剑之下,毫发无伤。当年推崇庄子文选的施蛰存,确实修成了庄子式的淡泊;而在《管锥编》里只论老子不说孔子的钱钟书,一不小心被红色朝廷宠幸有加,赏赐御译一职,似如当年老聃曾为周室史官。老子写完《道德经》,可以骑着青牛逍遥自在地随风而逝;而钱钟书译完圣著圣词,便有荣䘵累赘;自此有了官家身份,入了冠盖之列。当初不算求仕,只是被人抓差;尔后却是习惯成自然,有如旧式妇女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部绵绵不断的《管锥编》,其聪明尽在其中,其苦涩也尽在其中;其学问尽在其中,其局促也尽在其中。相比之下,无论是人生还是其学术成就,施蛰存是天然无饰,钱钟书是锦绣如织。钱钟书的聪明既在于圣差降至之际的顺水推舟,又在于面对加官晋爵之时尽可能的荣辱不惊。皇恩浩荡之下的进退失据,只可能发生在刻意扮演儒生的士子身上,不可能成为钱钟书留给世人的笑柄。这或许算是一个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士子,能够恪守的人格底线。

所谓文如其人。此二子四九年后的人生,其实早就写在他们四九年前的文字里,比如说,他们那时发表的小说里。当然,一提及他们的小说,人们马上会想到钱钟书的《围城》,而不会想到施蛰存的诸多篇什。这与其说是施蛰存的小说太不有名,不如说是后人尤其是文学史家们的惊人无知。即便是以推举张爱玲小说闻名的现代小说史家夏志清,也同样茫然于如何论说施蛰存的小说。施蛰存小说在艺术上的超前,不仅同时代的小说家无以比肩,也让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茫然失措。

后人曾以“心理小说”、“新感觉派”、“意识流小说”等等说法,概括施蛰存在三〇年代的小说创作。对于这些强作标记的说法,施蛰存一概不予认同。这并非是施蛰存故弄玄虚,而是其小说确实很难一以概之。相信就算是施蛰存本人,都不知道如何概括自己当年的小说创作。因为他的小说,包含着太过丰富的叙事元素,不啻是心理小说,新感觉,意识流,这些与当时欧洲现代派小说完全同步的写作手法,还含有即便是在欧美现代派作家笔下、也要等到二战以后才风行的现代审美意识,诸如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乃至所谓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假如可以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勉强归入意识流或者心理小说,那么施蛰存诸如《将军的头》、《鸠摩罗什》之类的小说,几乎具备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全部特征。施蛰存的现代小说写作,可以说是继鲁迅小说之后的又一划时代标记,从而与李金发的现代诗歌一起,分别在小说和诗歌上标画出一个历史性的界碑。毫不夸张地说,施蛰存乃是中国代派小说的奠基作家。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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