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鲁迅一生都不得解脱。与许许多多深受专制传统和专制道德压抑的中国男人一样，鲁迅骨子里乃是一个问题男人。所谓问题男人，是意指无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压抑到变态，要么放纵到荒淫无度。用小说人物作象征则是，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贾瑞是大观园里的阿Q，阿Q是末庄的贾瑞。彼此同样的压抑，彼此同样的极具革命性。阿Q闹革命是要成为赵太爷，贾瑞假如造反则是要成为西门庆。同样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问题男人，毛泽东是做成了西门庆的鲁迅，而鲁迅则是始终处在贾瑞状态里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鲁迅最为相通之处：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略异，一个叫做洗脚，一个干脆叫做洗阳物。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勿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世故有碍视野的开阔，卑怯带来的心理问题，使鲁迅丧失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颇具民族人文经典意味的伟大作家，鲁迅始终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课题。殊不知，这恰好就是鲁迅的深刻特征。鲁迅的深刻，有点无面；或者说，是一种滑动在平面上的语言历险，没有立体感。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摆地摊。地摊的含义，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鲁迅文章和鲁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零碎的另一层涵义，在于构架性的缺失。经典的长篇小说写作，架构能力必不可少。除了叙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观视野，灵魂的深度追寻。所有这些为曹雪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才华和秉赋，全都被鲁迅的世故拒之门外。灵魂的追问，在鲁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门槛一般可怜可笑；或者像闺土的信仰一样，微不足道。鲁迅在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芸芸众生，与佛祖称赞一位捐灯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径庭。说唯物主义者鲁迅无知无畏，或许有失恭敬；但说鲁迅的写作没有宗教深度，缺乏灵魂力量，所以导致架构能力的缺失，导致终其一生都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接近事实。
鲁迅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乃是散文集《野草》。世故的深刻由于被诉诸内心的独白，世俗的成份无形之中被融化于情绪的躁动。只是欲望依然在挣扎，英雄和懦夫依然在搏斗。生与死的界线，像衣食住行一般的实在；尽管会在《秋夜》里寻觅寒冷的清冽，搜索生命的温馨，但更多的篇什，却与《复仇》和死亡纠缠。墓地的荒凉，黑夜的浓重，构成一种为鲁迅所特有的暗色调。伦勃朗画面上的暗色，昭示着精神的景深。鲁迅《野草》里的暗色，虽然也具有与伦勃朗画面相近的丰富，却过于躁动不安。灵魂的飞翔是宁静的，欲望的勃起才是焦灼的。同样是蓬勃，荷尔德林的呓语有如林中的晨曦，清澈透明。鲁迅的独白，过于混浊。同样的自言自语，梭罗《瓦尔登湖》展示了自然的气韵，佩索阿《惶然录》有着诗哲的深邃，即便是归有光极为家常的《项脊轩志》，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如荒凉的坟地。乱草在风中摇曳，天色晦暗不明，时空晨暮难辨。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装牺牲。物象杂乱，意绪纷芜。偌说哲理深奥，其实是一片喧嚣的涂鸦。要说是胡塗乱抹，却又始终煞有介事，至少是正襟危坐写下的文字。病患的心态，腐烂的历史，就这样互相交织着，凝聚成一团粘糊糊的色块。远远看去，倒也颇有一付故弄玄虚的现代派艺术功架。这样的文字，理当写给自己看看算了。公之于众，让虚荣的无知青年读了，一不小心就会以装扮精神错乱，表示自己深不可测。唯有让一些同样怯懦的中国问题男人读了，才可能发现，自己终于找到知音。
《野草》是鲁迅准确生动的自我写照。荒坟般的意像，在审美上不无苍凉，但让一班革命的文学青年眼里，却难以忍受。正如《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诸如《创造社》、《太阳社》之类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青年的集结地。这类社团主要出产愤青式的追随革命潮流者，难得有个把像样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头脑简单，思想左倾，情绪容易随着革命的成败而起伏不定，就像赌场里汗流满面地跟庄的小赌徒，随着赌局的变幻，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高声尖叫。造反，革命，抢劫，赌博，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都算人生冒险，都要祈求好运护佑。而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像《野草》这么老气横秋的荒凉，之于对革命前景抱有阳光明媚憧憬的文学青年，就像挂在一群小赌徒头上的霉运象征。革命的文学青年，理所当然地看不顺眼鲁迅文章，仿佛挡了他们的远大前程。他们向鲁迅发动的那场围攻，虽然喜剧性十足，但也未必全然胡搅蛮缠。至少，封建余孽一说，歪打正着。
好在鲁迅拥有毛泽东之类领袖级人物的激赏。在庞大的革命队伍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小伙计，不过一群跟班而已。且不说到了延安的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即便当年在上海亭子间里与鲁迅交好的瞿秋白，也曾出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更不用说，当年陈独秀之于鲁迅的赞赏和支持。无论红色苏维埃时期还是在延安立足的共产党，不仅严厉禁止攻击鲁迅，而且派出专职人员，把鲁迅牢牢地绑定在革命的战车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击国民党的围剿。鲁迅因此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高耸入云的唱赞，制造出令人晕眩的幻觉。于是，唱赞者与被赞者一起，在㶷丽的幻觉里得以升华，不仅一扫彼此的卑怯，而且占尽了鸟瞰芸芸众生的优越。读了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的溢美文字，也足以得知，后来林彪狂捧毛泽东的那些个句式，出自何处。
与共产党携手共进的鲁迅，文章越来越霸气。早先的阴柔，逐渐变成了阴暗，阴狠，阴毒，最后全然成为一个文坛枭雄。比较一下鲁迅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的“党同伐异”（鲁迅自谓）文章，与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样的老辣，先前不过扮演帮衬角色，后来的那个答信却下意识地掺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派头。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弯，虚实相间，既不点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际，掺带了儿女私情，再义正词严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来真正到了党同伐异的关头，鲁迅全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凶猛，杀气森然：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无端的指责还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谣，好像是在为自己造谣作辩，又像是在煽动他人如此造谣。事实上，延安方面确实乘机跟进，大肆造谣，诬蔑被鲁迅痛骂的托派连同被无辜牵涉的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饶有意味的是，鲁迅此刻的口气，跟毛泽东相当接近：不仅“敬告你们”，而且自说自话地代表中国人，以中国大众自居。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的这番名言：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独裁说成是中国人民叫他实行的。而鲁迅则在擅自代表中国大众宣布对方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更令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据女师大风潮的现场见证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忆，当时的情形与不在场的鲁迅写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讲说了现场亲眼目睹之后，发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风潮使杨荫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丧失应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剧意味，可以对照文革当中死于红卫兵施虐的北京师范女中女校长卞仲耘一案。红卫兵的疯狂，不仅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还可以追溯到那场女师大风潮。
至于给鲁迅认真写信的陈其昌，因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这与鲁迅拿着国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着红色的山大王，烧着斯大林苏联的高香，骂着看不顺眼的同行，无疑是不可等量齐观。也许鲁迅对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陈其昌后来反驳他的回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压入箱底。再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联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把日本军队拖进中国战场任其肆虐的险恶，深刻的鲁迅，顿时变得肤浅透顶，并且不免有助苏为虐之嫌。而天真的陈其昌，却无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图的障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想查证住在日租界里的鲁迅跟内山完造、日本军医须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反倒诬陷起了别人拿日本人的钱。要说汉奸，得有实据。然而要说亲日，周氏两兄弟全都当仁不让。
中国式的问题男人，难免患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毛病。毛泽东如此，鲁迅也同样如此。很难说是毛泽东学了鲁迅，还是这类人物天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毛泽东跟梁漱溟吵架的腔调，与鲁迅谩骂梁实秋的口气，十分相像。毛泽东把梁漱溟叫做“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鲁迅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坐定江山后的信口开河，与鲁迅晚年文章的随心所欲，可谓遥相呼应。
鲁迅与毛泽东的又一相通之处在于，都对有欧美留学背景、注重民主、自由和人权这类价值观念的文化人，抱有与生俱来似的偏见，并且不依不饶地追杀不已。历数被鲁迅指斥的文化人，将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仅举几例有名的骂案，便可发现，其中有前辈师长章太炎，有同辈同行胡适之，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晚一辈的文学家里，有邵洵美，施蛰存；无名晚辈当中，则有陈其昌，徐懋庸。其中，当数他投向章太炎的讥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轻蔑，最为失态。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