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利益成为政治斗争的首要动力，理想主义马上云消雾散。即便恪守总理遗志的汪精卫，后来也从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看出共产革命的真相，断然与之分道扬镳。其时，国民党内也许只有宋庆龄那样的烂漫人物，才会继续戴着理想主义的有色眼镜，坚信共产党革命如何崇高。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形容，宋庆龄乃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历史上的革命睡美人。遥想当年，宋家花季少女在与有妇之夫孙文私奔的那一刻，就已被革命迷雾熏倒，开始一场漫长的昏睡。一直睡到五十年代，才被毛氏共产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疯狂残害各类政治贱民，赫然惊醒。惊醒之后，再也没有昏迷。及至八十年代的临终之前，宋庆龄已经获得了旁观者通常具有的清醒。劝她加入共产党，回答说，不必了。问她是否与孙文合葬一处，回答说，配不上。历史的沧桑，于此倒也可见一斑。
在彼此先后分共的时刻，谁书生，谁流氓；谁有君子风度，谁是小人嘴脸，对照鲜明。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汪精卫却在武汉网开一面。蒋介石是血洗共产党，汪精卫是客客气气地请走共产党。蒋介石可以翻脸不认人，但汪精卫却始终把共产党当作先总理请来的客人，即便分手，也分得彬彬有礼。就此而言，汪氏作派，确实颇有古风。换句话说，有点贵族气。当年的肃亲王，还真没错认他做朋友。但反过来说，肃亲王也罢，汪精卫也罢，最终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这是一片比赛谁更流氓谁更小人的土地。
正如追逐实利的蒋氏国民党绝对不提宋教仁，受到蒋介石清共重创的共产党也不再以陈独秀为领袖。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候们如何征战，此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如何厮杀。不同的只是，春秋战国时代是权贵和权贵间的战争，而国共两党则是草莽和草莽间的你死我活。先秦贵族的斯文，尤其是宋襄公式的恻隐之心，在这样的草莽厮杀中，是绝对不能指望的。赤裸裸的凶残，成为国共厮杀的特征。彼此全都毫无尊严可言，彼此全都变成列宁主义的豺狼。倘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双方如此残忍，相信谁也弄不明白。无论是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红军的什么政委，没有一个能够说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实现共产主义，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更为可笑的是，在后来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场战争又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武斗的方式，重新演习了一遍。也是一样的凶残，一样的盲目，一样的说不清楚究竟仇恨对方什么。在这样的厮杀中，除了看到一个民族的愚昧和野蛮，实在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崇高的意味。过去说是春秋无义战，其实，民国以后的中国，又有过什么义战了。只是苦了许多热血青年，莫名其妙地抛了头颅，洒了鲜血。更有不计其数的无辜生灵，惨遭涂炭。
蒋介石可能未必明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但蒋介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在扮演曾国藩，从而顺理成章地把共产党看作是曾国藩不齿的太平天国。蒋介石对曾文正公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一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之于曾氏的五体投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文化根底可谓半斤八两。毛泽东的后来居上，是因为五四新文化的神助。彼此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毛泽东最初是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之类的经典中读出来的，蒋介石则在上海滩上混迹时自学成材。同样使用下三滥的政治手段，蒋介石的做法带有明显的青红帮特色，毛泽东的作派有时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时像《史记》中的刘邦，有时像历史上的朱元璋。这两个人的学习曾国藩，其实全都不无搞笑。曾国藩不好美色、不以江山为意，但这两人却是江山美人，一样都不能少。曾国藩的事功，源自内心修为。这两人的从政，出自权力饥渴。彼此的区别在于：蒋介石是从流氓到书生，毛泽东是从书生到流氓。毛泽东的晚年，可以参照蒋介石年轻时在上海滩混迹时的德性。而蒋介石的晚年，却具有青年毛泽东的英气；就连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脸相，都圆润祥和了许多。
蒋介石学曾国藩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后人的仿效应该从曾国藩做了什么着眼，而不是死读曾国藩说了什么。从曾国藩的文集和家书里，读不出曾国藩的功业所在。唯有从曾国藩所做的三件大事当中，才能领悟曾国藩的经世境界。一则是戡定太平天国，一则是开办洋务运动，一则是平息天津教案。这三件大事里头，蒋介石只读懂半件，戡定太平天国。因为蒋介石面对的共产党，与太平天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别。蒋介石只读懂共产党和太平天国的相同之处，读不懂共产党和太平天国的相异之别。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恩公孙中山一样，对于五四新文化是完全茫然的。虽然蒋介石可以拜胡适为师补课，但胡适的民主政治理念，又为蒋介石的专横天性所不容。胡适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交道，却始终不知就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以曾国藩事功来衡量，蒋介石一生最像样的政绩，也许当数他退守台湾以后的土地改革。比较毛泽东在大陆的野蛮土改，蒋介石在台湾的文明土改，颇有一番曾国藩的风范。
其实，倘若蒋介石真的有心研习现代政治，不必那么附庸风雅，非要师从他一知半解的曾国藩，只消看看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如何行事处世，就已足够他安身立命。
享有朱家、郭解美誉，并且被人比作当世春申君的杜月笙，可谓突现于江湖帮会的一个奇迹，古今鲜见的一位奇人。此公胸无点墨，却与现代政治天然相通。除了1927年替蒋介石摆平上海的共产党暴动之际，杜月笙曾经违心地依人所求做过暗杀勾当；杜氏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并且全都给他人留足余地，从来不把对手逼入死角。杜月笙遇事总能够站到对方立场上设身处地，谋求双赢，避免你死我活。杜月笙既是谈判高手，又是和解的专家，并且知道对什么人施展什么方式。倘若跟日本人周旋，得让对方明白自己不好欺负。因为日本人的习性是，对手越示弱，就越看不起，越想要欺负。相反，跟英国人过招，杜月笙知道最好的方式是诉诸法律。为此，杜月笙曾经打赢过一场跟英租界工部局的官司，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杜月笙的这种行事方式，不仅暗合于现代的民主政治，而且颇有一番古风在其中。要不然，不会得到章太炎和杨度们的盛赞。章太炎一生心高气傲，连蒋介石奉送数万银元都嗤之以鼻，却会躬身为杜月笙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黎元洪的秘书长、骈文大家饶汉祥更是在那副被誉为民国经典的绝对中，径直将杜月笙比作战国春申君和唐朝望族杜氏：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倘若不是杜氏气度勾起文化宗师和文人墨客有关古风的些许记忆，杜月笙人缘再好，也断断乎得不到如此的赞誉。
自90年代以降，民国人物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文化话题。民国时代，确实出了一大批精彩纷呈的人物，可谓繁星满天。杜月笙精彩，为杜家祠堂作记的章太炎更精彩，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也一样精彩。章太炎的另一门生，庄子研究大家刘文典，跟蒋委员长说话的口气，比章太炎还要居高临下。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后来成了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一景。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为人行事颇有古风，享有海上孟尝君的美誉；邵氏诗风又近似法国现代派，被徐志摩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中国魏尔伦。更有才艺超群的李叔同，超凡出俗，遁入空门，成为弘一法师那样的传奇人生。诸如此类民国人物，不胜枚举。清室逊位，远不啻只是王朝政治的终结，还意味着压在人们心头的无形重荷被解除。即便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个性解放，自由也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人们心中。五四与其说是标新立异，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个性从来没有如此解放，性情从来没有如此舒展，思想从来没有如此无拘无束，生命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活力。民国精英在被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激活的同时，又被中国自远古以来绵绵不断的自由传统所唤醒。研究庄子的学者，有着庄子的风骨。醉心于明末小品的周作人，将性灵注入五四新文学及其自己的写作。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时代，无疑非常需要曾国藩那样的政治领袖，开创出一个与之相应的民主社会，与之相谐的自由环境。
然而，民国的政治，除了古色古香的汪精卫，整体上不及民国的文化精彩。与精彩纷呈的民国精英相比，孙文过于草莽；蒋介石倒是确实在努力学习曾国藩，无奈差距实在太远，好比举着竹杆捞星星。蒋介石能够做到的，只是偶尔向文化泰斗们表示一下敬意。倘若说，他向晚年在苏州讲学的章太炎送钱，可能含有当年行刺章太炎革命战友陶成章的愧疚，那么他对做了阶下囚的政敌陈独秀一再表示友好，则是对一个文化领袖的由衷钦佩。至于陈独秀下台后的共产党，其红色革命之于五四的科学民主宗旨，早已离题万里。毛泽东所谓农村包围城市，转换为针对如此一派人文景观的潜台词乃是，以草莽扑灭精英。毛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文化暴动表述得淋漓尽致。由此再反观鲁迅晚年投枪匕首般的杂文，颇有为虎作伥嫌疑。
民国文化人的自由度远胜于有清，尤其远胜于满清文字狱时期。但由于民国那种你死我活的政党政治太过黑暗，自由依然有个多少的问题（储安平语）。但即便如此，及至民国消失，毛氏暴政剥夺了人文世界应有的全部自由之后，不啻民国时代的自由为人心驰神往，就连晚清的宽松氛围，也变成了美好的历史记忆。
民国的人文风貌，颇有一番先秦气象。中国的人文景观，应作如是观：文化首先不是通过文字承传，而是经由生命本身延续。因此，文化的繁荣与否，首先不在于著书立说的丰贫，而在于人物的精不精彩。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也在于能不能出现千姿百态的人文精英。比起先秦的百家争鸣，民国的思想和学术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先秦是个极其悠长的历史年代的终结。那个年代的文化以无言为至境，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及至有言，乃至百家争鸣，这样的年代便告结束，亦即混沌开窍混沌死。就此而言，先秦诸子的特征在于相当成熟。与此相反，民国时代是一个不无遥远的未来的开端，形形色色的思想，色彩缤纷的人物，全都处在刚刚苏醒之际，根本来不及自成一家。就此而言，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个隐喻，很难深究其中的实在意蕴。比如说李叔同，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但五四新文化的成就里，就有李叔同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创，音乐绘画上的贡献。如此等等。
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是不尽相同的概念。不少新文化的先驱或者创造者，与运动并无关系。相反，与运动有关的人物，大都走向政治舞台，于新文化的创造无关。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创造本质在于独孤的个人。文化一旦变成运动，就有流于粗鄙的危险。至于在运动中形成的社团，通常成了帮派的先声。运动最难避免的，乃是急功近利的过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激，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不仅陈独秀过激，就连温和持重的周作人，也曾在否定传统文化时有失偏颇。倘若说，这些文化领袖人物的偏激只是差之毫厘，那么后来把白话文学变成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或者说大众文学的左翼运动，便是失之千里了。这样的偏激起初还只是一种荷尔蒙的作祟，比如创造社、太阳社某些革命文艺青年，到了后来，便越来越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郭沫若在其早年诗歌里向工农大众的磕头作揖，不过是十分夸张的作秀；及至写作《屈原》，已经有了配合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意图在内了。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