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上）
1、马克思主义和伟人政治
中国的历史长期陷于周期性的循环，并且通常以朝代的兴亡为标记。清室逊位之后的民国时代，在政治格局上有类于汉末的诸候称雄，豪强四起；其文化景观又很像周室式微之际的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竞相吐艳。倘若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这样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气象，会将汉末和先秦的历史重新上演一遍。然而，日本军队的入侵，将中国的政治形势扭曲成了明末清初那样的乱世；而混杂于西学东渐之时尚潜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扮演了基督教在洪杨之乱中扮演过的上帝角色，给又一场太平天国式的草莽暴动，提供了系统的话语资源，从而将尚未充分化的个性解放、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尽数摧毁。
就其文明背景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非常诡异的是，这个学说在工业革命蓬勃之地，诸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并没有酿成灾祸；却在工业革命尚未波及的俄国，以及中国等亚洲农业国家，坐实成一场又一场的劫难。按理说，在亚洲国家当中，日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地，却并没有发生列宁式的十月革命。相反，从日本转道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在这块专制历史相当悠久的土地上，扮演了打断明治维新式的民主进程的历史角色。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同时孕育了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非但没有走向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反而互相比赛谁更暴力，谁更流氓，谁更专制。这可能也算是一种历史奇观。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那里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时候，不仅把这学说看作一种社会理想，而且也将这学说视为思想自由的标帜。因此，李大钊后来会既欢呼十月革命，又在《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这样的文章中，斩钉截铁地宣称：“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李大钊从来没有思考过因而也没有怀疑过，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的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会不会与思想自由发生冲突。对李大钊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冲突，就已经做了烈士，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从而不必操心马克思主义革命是否会造成禁止自由思想的专制国家。相比之下，陈独秀的不幸在于，不仅看到了革命教条与自由思想的冲突，而且亲身体验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暴力并且会导致什么样的专制。
马克思学说的专制性质，源自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黑格尔的哲学王国，是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一种下意识回忆。无论是企图让哲学家主宰天下，还是将理性绝对化从而至高无上化，骨子里都是一种哲学家一不小心陷入的自我夸张。中世纪的教会时代，因为遏止欲望的伸展而造成了专制的黑暗。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循着理性从宗教专制中找回人的尊严。但他们没有想到，沿着理性的路径，也一样可以通向专制的王国。因为理性和欲望一样，也是可以被夸张的。黑格尔以逻辑的方式，建造了绝对精神的哲学王国；马克思同样以逻辑的方式，推演出一个空前夸张的乌托邦。倘若将理性比作岛屿，那么欲望好比无边无际的大海。岛屿一不小心就会被海水淹没，于是理性就演变成野心。以乌托邦为旗帜的理论家、革命家或者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家。因为乌托邦革命的实质，乃是伟人政治。
中国历史上有过贤人政治，圣人政治。上古时代的原始民主，曾经以贤人政治为特征。殷商时代的王者还不曾具备神圣的光环，从而与其他诸候并列于世。及至周公建制，贤人政治转化成了圣人政治，王者具有了天子的意味，从而变得至高无上。由此形成孔孟的政治理想亦即圣人政治。这同时也即是康有为所谓大同世界的核心所在，由圣人统治的人间乐园。贤人政治离圣人政治仅一步之遥。这并非意指贤人政治不如圣人政治，而是意指贤人政治曾经是原始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而所谓的圣人政治，则是专制政治的一种包装，一如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被诉诸超人政治的光环。西方历史上的民主政治，全都是明白无误的凡人政治。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样的凡人政治一度被诉诸贵族元老；及至近、现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凡人政治逐渐被诉诸平民社会。相比之下，英国的民主政体还保留着些许贵族政治的痕迹。
马克思的伟人政治，乃是超人政治和圣人政治的一个变种。伟人崇拜，乃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必不可少的政治核心。马克思学说所设计的革命，不仅需要伟人筹划，而且需要伟人领导。这样的学说，这样的革命，这样的政治，非常容易勾起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做《闻香识女人》，将香气与女人相联；这在中国的情形是，伟人与帝王相关。伟人的气息，在中国人闻起来，马上联想到真命天子。倘若李大钊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尚且基于自由思想的立场；那么陈独秀的追随马克思主义，颇有了一番扮演伟人的意思。及至毛泽东登场，顺理成章地将伟人政治引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后装模作样地历数风流人物，最后数到自己头上。从马克思演化到毛泽东，说起来很不可思议，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非常简单，不过是从伟人政治到真命天子的转化而已。这与其是一种精神谱系，不如说是一种伟人渴望，一种君临天下的心理情结。
其实，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兑现过。作为一种乌托邦学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欧诸国，转化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所谓修正主义，亦即社会民主主义，从而被诉诸西欧和北欧诸国的议会政治；在俄国，经由列宁主义变成十月革命；但列宁一死，马上被斯大林改变成沙皇式的国家主义。斯大林的整肃，骨子里是对列宁主义的反动。列宁的十月革命是非国家主义的，也是非民族主义的。因此，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无祖国”信念，既可以肆无忌惮地与俄国的交战国签订和约，也可以极其大度地向中国表示，归还旧俄侵占的土地。但斯大林与列宁不同，斯大林是被列宁所消灭的沙皇，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还魂。斯大林所扮演的红色沙皇，一面强硬推行国家主义原则，以非常残酷的手段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换，一面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继续旧俄沙皇没有完成的扩大疆土。无论是中国的领土，还是东欧的疆域，都在斯大林的觑视之下。
这样的区别在中国，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体现出来的。毛泽东与列宁相类，是非民族主义者，非国家主义者；邓小平与斯大林相近，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国家主义者。毛泽东与列宁的不同之处是，毛泽东骨子里并非是布尔什维克，不过是个朱元璋，或者洪秀全；一旦拥有江山，马上死抱着一个小农坐上皇位之后的政治理念：朕即天下。因为是朕即天下，毛泽东在抗战时不在乎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也因为是朕即天下，毛泽东在建国后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大把撒钱，以换取世界革命领袖的虚荣；更因为是朕即天下，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时刻准备着，解放全人类。伟人政治通常就是这么夸张。相比之下，邓小平确实要朴素一些，至少不再梦想解放全人类，只要求国家利益：国家要富强，香港要归还；天下是党的天下，由打下江山的革命党人共同分享。如此等等。倘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真有什么进步，那么无非在于，由毛泽东的朕即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党国至上。换句话说，由毛式天下，回到了蒋氏时代。至于思想的自由，从蒋氏时代的多少，退化到毛式天下的有无，最后又经由邓氏时代，回到多少。这样的历史进程，让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在眼里，想必会啼笑皆非。因为这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深入程度，毫无关系，不过是刘邦和项羽、朱元璋和陈友谅那番历史的重演。从文化素质上说，毛泽东的专制和愚昧，远远超过了洪秀全；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远远及不上曾国藩的中兴胸怀。
倘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构成灾难。中国并非是唯一的一个遭到马克思主义侵袭的亚洲国家。如果说，印度和中东伊斯兰教诸国，是由于各自所信奉的宗教信仰，致使马克思主义无以传播，更谈不上发生什么效应，那么日本的文化状况跟中国相当接近，也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改变其历史进程。再退一步说，假如中国具有足够的文化底气，就算有马克思主义进入，也有可能转化成西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陈独秀之于议会政治的倾心，也确实与伯恩斯坦的政治理论相契。然而非常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最后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标记的所谓大众文化相结合，由此杂交出了非驴非马的毛泽东思想。
自幼读书杂而不精、学识浅而寡薄的毛泽东，其文化根底不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已。这种演义文化，表面上看乃是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边缘产物，骨子里却是自先秦韩非子以降的权谋学说、经由不断粗鄙化之后的草莽理论。这种理论骨子里是一种厚黑学，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说，一旦经由毛泽东式的白话文表达，便构成中国历史上最没有道德、最没有为人底线的流氓话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别了，司徒雷登”；“‘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如此等等。
真不知五四《新青年》诸子，读了毛泽东的这副流氓腔调，会对他们当初创建的白话文如何作想。当然，毛泽东及其同伙不会把他们的感受当回事情，因为重要的是，这套话语成功地俘获了上千成万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当中不乏深受科学民主理念影响之人。更为重要的是，这套话语伴随着残无人道的暴力手段征服了数亿中国民众，使之匍伏在毛泽东的脚底下，诚惶诚恐。当这套话语终于演变成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终于演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那样的歇斯底里，演变成千百万中国民众挥动着毛氏语录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的血腥场景，且不说其他《新青年》诸子，至少白话文的始作俑者胡适，应该后悔莫及。因为胡适假如能够亲眼目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那么他不会再称赞毛泽东的白话文如何出色，而会反思他当初提倡的白话文，无意之中给中国历史上最野蛮的语言暴力和话语专制，提供了言说和书写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就算与林纾那样的文言文相结合，也不至于造成如此丑陋的历史结果。毛氏造反和毛氏暴政，与马克思的乌托邦所描绘的图景，大相径庭。至于后来那些西方左派将毛泽东奉为马克思主义神明，更是荒谬绝伦。尤其是法国文人萨特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红卫兵运动的情形，其喜剧性和荒诞感，远远超过法国荒诞派戏剧所表达的全部荒诞。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