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
或许胡适并没有认真阅读王国维，或者是胡适阅读了却没能读懂，不管怎么说，胡适之于王国维的茫然不知，乃是其思想境界和学术实力之短，并非其长。这就好比同样的论说魏晋时代和魏晋诸子，对照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高下立判。鲁迅的论说虽有独到之见，却世故大于思想，意气甚于辨析。陈寅恪立论高远，释证严谨。从汉末党锢到竹林七子再到陶渊明，将这一脉士子的心路历程，解说得清清楚楚。陈氏又从魏晋诸子的家世背景和思想渊源、亦即生存环境和存在倾向的交织上，将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精神风貌和历史命运，层层揭示，读来历历在目。倘若说，鲁迅的深刻仅止于人情世故，那么陈寅恪的历史洞察却具有透彻的审视和澄明的境界。几乎是相同的对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开了风气之先，但思想力度和学术根底，却远逊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和《古史新证》。胡适从老子孔子断然开笔，勇气可嘉，然而论说乏力，释证苍白。胡适既没有读懂老子，也没有弄明白孔子。读懂老子孔子除了对文本的研究和思考，还必须知道老子孔子言说的历史语境。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无知，而是两千多年读解老子孔子的症结所在：将老子孔子阅读，与商周之交发生的历史剧变，全然隔离。至于胡适将有关易的论说随手安插于“孔子”章节之中，更是随心所欲得近乎搞笑。正如读解老子孔子要从商周之交读起，解读商周之交又有必要弄明白姬昌演易。虽然历史并不等于逻辑，但历史却确实受制于思想的演变。倘若说，老子的言说是指向姬昌演易和姬旦建制，那么孔子的言说则是对老子的回应。正是相对于老子的不以周制为然，才有了孔子的“吾从周”之说。如此等等。若要读出上古历史的奥秘和读懂先秦诸子的言说，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和《古史新证》是必不可少的，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摆脱传统束缚的努力。
相比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不得不说，五四新文化诸子无论在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肤浅。最为深刻的周作人，也仅止于将五四文学新潮与明末小品作联接。新文化诸子固然有志于推翻孔教，摆脱陈旧的传统，但真正给予孔孟之道以致命打击的，恰恰是拖着辫子的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无意间揭示出了先秦诸子的历史语境，从而使后人厘清老子孔子思想的来龙去脉成为可能。比起新文化诸子只是不满孔孟之道，王国维和陈寅恪却击中了孔孟哲学的要害：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换句话说，不过是生存之道的谋求，并无有关存在的思考体味。至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所指出的周制特征：尊尊亲亲，更是无意间道破了有周建制五百年后“从周”之孔孟伦理的非人道之所在：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后人籍此可以看出，由于周制的建立，人与人之间分出了高低贵贱。人的尊严遭受践踏，由此开始。
五四新文化力倡科学和民主，确实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孔孟之道的最大克星，乃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五四新文化诸子虽然萌生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但还不曾具备明确的人权意识。除了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等文章中以人本主义的基调有所涉及，其他诸子鲜有论说。胡适注重民主制度的建设，陈独秀一头扑进共产革命，鲁迅专注于国民性批判，周作人倒是努力过将文学诉诸人道主义；但是，以人人生而平等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在诸子著述中，却相当微弱。这给以后的毛式革命和毛式专制的肆虐，无意中留下伏笔。新文化运动诸子，不管如何勇猛地批判孔孟，骨子里并没有全然摆脱传统的纠缠。传统的惯性和思维的定势在新文化运动中被下意识地体现为：社会改造远比个性解放重要，族群意识依然大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更是高于人的尊严。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非但没有找回人的尊严，反而加重了整个族群的自卑。仿佛这个民族天生不需要平等和尊严，天生需要领袖来解救，天生向往山呼万岁。卡夫卡在描写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时，充满悲悯，而鲁迅在嘲笑阿Q时，却高高在上，多多少少在扮演着救世角色。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诸子，也确实成了时代英雄，确实成了被众人膜拜的偶像；相反，王国维和陈寅恪却被时代潮流挤到一边，只能置身灯火阑珊处。此乃新文化运动的狂飚突进特征，与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又一区别所在。倘若以孤寂，作为衡量是否具有文化巨子意味的标准，那么新文化诸子当中，惟有周作人与此相近。
文艺复兴通常以孤寂为前提。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反省，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冷冷清清的思索，更是空谷足音的体悟。孤寂使走向内心成为可能，而走向内心，又是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人文底蕴。王阳明的“明心见性”似乎意识到走向内在的自省，远比关注外在的伦理秩序更有意义。这是王阳明心学比程朱理学更具思想价值之处。王阳明没有弄明白的只是，心和佛一样，只能体悟，不可细究而成一门学问。佛不可著相，心也不可著相。先秦之际，也正因为老子不著圣哲之相，所以使《道德经》成为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思想标高。宋明时代，却由于诸儒个个籍著述出人头地，竞相争雄，致使理学也罢，心学也罢，再高深莫测，也难免过眼烟云。这可能也是儒家特有的焦灼心态。遥想当年，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全都活得焦躁不安；四处奔波，满世界的游说，充满天降大任于己的急迫。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