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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三十一)

4、章太炎和梁启超

由此再反观被鲁迅刻意嘲讽的章太炎晚年,是什么样的宗师境界。那是历经沧桑、叱咤风云过后的自甘寂寞,静心讲学。与鲁迅先是相信达尔文进化论、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不同,章太炎始终对进化论持怀疑立场,一如其对各种乌托邦学说不屑一顾。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说,乃是一个文化巨子之于文明进程的警惕。文明是进化的,文化却是轮回的。达尔文以科技主义的眼光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致使马克思得出社会形态的递进理论,而这在章太炎却作出如此回应: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章太炎看出文明进程的双刃性,从而不会像鲁迅那样,被充满乌托邦色彩的马克思学说所迷惑。这与其说是学问毕竟高深,不如说是内在的定力确实深湛。所以章太炎最终走向孤寂,归于沉静;而鲁迅杂文却越写越焦灼,临终之际还在耿耿于怀,一个都不宽恕。

与章太炎相似,从早先叱咤风云沉寂于晚年著述讲学的,乃章太炎当年的论战对手,梁启超。这对宿敌实际上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双璧。从表面上看,两者处处对立:在学术上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别,在政治上是革命和保皇的相峙,在思想上时常各持自由或保守的立场;但在骨子里,彼此却相辅相成。他们同样都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发言人,同样都是声名赫赫的报刊政论家、中国报业传媒的开创者和自由言论的一代宗师,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学术领域里成就斐然,他们在联省自治的理念上殊途同归。人们提起章太炎,不得不提及梁启超;人们说到梁启超,自然会联想到章太炎。章梁并称,似比康梁共名,更加意味深长。

被世人动辄相提并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其实无论就个人气质还是精神境界而言,两者都差异甚大,悬殊明显。康有为野心勃勃,志大才疏;梁启超热情洋溢,才华盖世。康有为头脑僵化,保守颟顸;梁启超思想开明,充满活力。

当年康梁变法的失败,康有为负有主要责任。这场变法虽然颇具改良图存的涵义,但骨子里却并非是现代政治的先声,而是汉末党锢那幕历史的重演。虽然同样以血案收场,但汉末党锢是以儒治国的悲剧,而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要不是谭嗣同诸君的英勇血祭,几近喜剧。党锢士子以儒治国,是不知道以儒不能治国。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却缘自其帝师情结,素王野心(竟然还好意思自称长素)。孔孟之道至于清季,作为话语权力早已式微,作为思想资源亦已然枯竭。就连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实践修齐治平之业,都不得不“杂揉黄老之术”,更何况一场自上而下的惊天动地政治改革?康有为全然不明个中三昧,把清室的衰败误读成春秋那样又将出圣贤的时代来到了,从而硬生生扮演了一把孔丘孟轲。当时天下,并非只有康有为一人知道需要政治改革,且不说其它,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已让众多士子精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康有为却误以为苍天惟降大任于彼,只消说服光绪皇帝,便可以成就一番相天子以令天下的宏伟事业。然而,一旦得以进入权力中枢,实施政治操作,却马上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康有为的政治能力不要说比之于曾国藩李鸿章,哪怕比之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都不知相差多少千里。

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的喜剧性更加令人发噱。先是躲进日本使馆,旋即逃之夭夭,然后非但不认真吸取教训,反而牛皮哄哄地杜撰《大同书》,把没能实现的野心兑换成一个痴人说梦的乌托邦。遥想汉末当年,党锢事发,陈蕃遇难,李膺、杜密、范滂一干士林领袖,没有一个惊慌失惜,仓惶出逃。他们敢作敢当,视死如归。反顾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闻风出逃不说,还编造衣带诏之类的故事,为自己张罗虚名。如此可怜的“托古改制”,倘若孔丘地下有知,都会感到汗颜。至于此公从《礼记·礼运》篇里捡出“大同”一词,制作“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乌托邦社会,更是自欺欺人。孔儒一门,孟轲算是最擅长说大话的,但也没有把牛皮吹到这么不着边际的地步。马克思的乌托邦,尚有一部《资本论》垫底;康有为的乌托邦,全然是一介腐儒的异想天开。作为这种乌托邦的绝妙注脚,便是康有为在民国时代与辫子军头张勋联手,拥戴早已逊位的傅仪重新登基,上演了一幕比袁世凯称帝更加可笑的复辟闹剧。堕落到如此不堪入目的地步,连当年的学生梁启超都看不下去,断然与之分道扬镳。须知,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虽然当年与康有为同时以变法起步,但并没有就此固步自封,而是不断思考,不断更新。

《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梁启超,可说是一介英气焕发的中国少年,其政治生涯、思想历程、学术著述,始终青春长在。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政体,从参与朝政改良到组党入阁任职,从倡言开明专制到主张联省自治,梁启超几乎就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从王朝专制转折到政党政治的历史写照。其中最为精彩的段落,既有鲜为人知的与宋教仁私下相约,共同开创两党制的民主政治政体;又有蜚声天下的与弟子蔡鹗密谋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最让人诟病之事大都发生于跟随康有为时的鞍前马后,为此还先后挨了章太炎和孙文手下的两次掌掴。然而,无论是力主君主立宪,还是从事政党政治,梁启超都有着独具的历史洞察。

就历史的成本和变革的稳妥而言,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说,并非没有道理。且不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一个良好的借鉴,即便是从中国历史的演化和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上说,君主立宪也不是一条通向黑暗的无望之路。梁启超没能充分认识到的只是,汉人之于异族统治的本能反感,尤其南方士子之于北方蛮夷难以消除的轻蔑。更何况当初清兵入关之后,以马上得了天下的清廷,曾经制造过文字狱,让江南士绅血流成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与汉族民众结下血海深仇。而诸如杭州庄氏《明史》之类的血案,则让江浙士子刻骨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光复会几乎就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一脉反清士子的历史承继,在其“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的革命宗旨里,未尝没有历次文狱血案的记忆。满清的皇太极多尔衮也罢,康熙乾隆也罢,比起明朝朱元璋家族的历代皇帝,或许更有头脑也更有活力,但叶赫那拉氏毕竟背着弓箭骑马打猎出身,在文化上脱不开荒蛮和愚昧。陈寅恪所表彰的王导,懂得如何笼络江东士族使东晋王室站稳脚跟。清室的皇帝再英明,也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智慧。因此,梁启超所心仪的君主立宪,只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反光折射,具体到中国历史的变革,不无将满清王朝理想化的嫌疑。

不过,作为中国现代报业媒体的开山,梁启超之于报刊新闻的功能,一目了然:“去塞求通。”至于报刊的两大天职,梁氏的定义至今依然如雷贯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由此定出办报的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值得当今中国所有新闻业者悉心领会。之于梁氏有关健全舆论的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可能已在当今中国的许多新闻人士身上,丧失殆尽。梁启超基于上述原则所创办的《时务报》,在今日中国已成绝响。虽然人们不得不承认,此乃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奠基,中国报刊史上一块永恒的界碑。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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