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固有的传统，无论在别方面怎样，至少是与科学及民主距离甚远的，而可巧中国之需要科学与民主又是如此之紧迫。”“要解决中国问题，……有而且只有求之于科学与民主。因为，有而且只有科学才能提供我们正确的知识；有而且只有科学才能供给我们达到目标之工具；有而且惟有民主方式才能求出公是公非。有了公是公非，才会产生真实的力量。”——殷海光《传统的价值》（《思想与方法》第99、101页，上海三联书店）
“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林贤治《守夜者札记》第222页，青岛出版社）
题目松紧淡屁，可这却是在本人读了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一些著作后产生的强烈感受。生在中国大陆，简直不用去“细想”，到处可见不科学不民主，不仅官员如此，民众如此，知识分子亦如此，以至于整个社会皆如此。
这种现状是如何造成的呢，套用茅于轼先生几年前一篇文章题目，即社会不讲理，是因为政府不讲理——可以说中国民众包括整个社会不科学不民主，正是因为这个政府不科学不民主，执政者不科学不民主。且不说在一个国家要求大家“讲政治”对不对（现在又发展到所有的媒体连媒体上的广告都要“姓党”），只说一讲政治，就要求爱党爱国（现在又上升到向国家最高领导人“看齐”，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为“核心”），毫无科学民主可言，不然，“媒体姓党”、“绝对忠诚”是怎么喊出来的？
面对中国社会不科学不民主的现状，包括亿万网民在内，大家再有意见也没用，即使爆粗口，也就是骂，仍不起丝毫作用。今日虽是信息时代，有互联网，有博客，有微信，可不讲科学民主的政府会删帖，会封号，甚至可以封你的网站，一言以蔽之，政府会禁言。只要你说了他们不想听不想看的，你说的再正确，道理讲得再好，在执政者看来，都是“放屁”——轻者，一删了之，严重的，定你个“寻衅滋事”罪，把你弄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没完没了地关起来。像那位不过是争民主争自由的余世文先生，已关有两年多了吧，不审不判，有谁知道他被关在哪里吗，反正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否也能称之为“依法治国”。所以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类社会，套用一句带有腐朽气味的话：中国大陆民众仍“报国无门”！然而，弄到这步田地，国家领导人不久前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却讲得头头是道。说什么呢，他说，政府之所以要这么做（指封网删帖禁言），是因为现在大陆人们完全不相信政府。他要用这种“禁言”的方式等到人们重新相信政府或说等到政府被人民相信后再放开言论。看到这种高论，无以名之，只能说“太有意思了”。人们不相信政府，你就要限制言论自由，害怕人们听到那些反对政府的声音，可这样做的结果想过吗，或说这样做就能让人们重新相信政府？
不说别的，还从央视节目中插播的所谓公益广告到城市街头超大电子显示屏中不时出现的那个卡通“女孩”谈起——之所以用个“还”字，因为本人已经说过一回又一回，毫无效果，因此还要接着说。
那个卡通女孩干什么呢？她“担负”着给十几亿国人洗脑的职责。于是，这个“小卡通”天天在那儿说“国是家”，“有国才有家”。可以说，谁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因为有我们已知的人类发展史证明。现在这样说，就等于中国大陆不承认已经证明的人类发展史。
这就是不讲科学，而不讲科学，也就很容易流于胡说八道。可既然是胡说八道，不讲科学，为什么又敢说呢？就因为这个国家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或者说不民主，用殷海光的话说，没有“公是公非”。政府说是就是，政府说非就非，谁也没有办法。极权政府，天上王大，地下王二，国民事实上没有权利监督，政府国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国民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不然我就要问：说“国是家”，“有国才有家”，问过国民吗？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观点是不证自明的，不用经过国民同意。可问题是这种观点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国才有家，那么美国是不是也这么认为，法国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是不是都这么认为？如果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要这样宣传灌输（台湾这样灌输了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出现这种荒诞的观点论调？凡是不讲科学的地方，也一定不讲民主；不讲科学的社会，也一定是个不讲民主的社会。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科学，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可在我们这种国家，为了所谓“社会稳定”，为了要人们所谓“爱国”（其实是为了爱党爱政府），科不科学也就顾不上了。
眼看又到“五四”，现在很多人反思五四留下的所谓“后遗症”，或说五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所谓“负面影响”，可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对我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要求和欢迎引进代表西方文明代表现代人类社会标识的科学与民主，即“赛先生”与“德先生”。遗憾的是，五四转眼就要一百年了，可看看中国大陆，整个国家离科学与民主也不知有多远。科学上，我们虽然会造原子弹造卫星，可国民连马桶盖、电饭煲这样极普通的生活用具都喜欢用外国的，甚至越洋过海去购买，你能说这样的国家讲科学吗？而洋奶粉更是受到中国年轻父母的青睐，甚至买得让“高度自治”的香港发布限购令。此外，每年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钢材产量，可中国无数人用的圆珠笔芯那一“点”钢材至今仍需进口。这一切，说到底还是这个国家不讲科学不肯学习先进技术造成。大陆制造者从不为消费者着想，只想利润只想赚钱，职业道德即使比早期资本家也不知要差多少倍。
关于科学与民主，关于五四运动，被誉为“自由之子”的殷海光先生生前发表过多篇文章，其中有很多话至今仍不失意义，尤其是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一些知识分子而言，简直可说就是振聋发聩。与殷海光相比，大陆知识分子不单要感到惭愧，而且应该忏悔，因为与殷海光相比，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实有不配享受“知识分子”这个称呼。
一个社会的政治好不好，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意识形态是科学的，当然是好政治；意识形态是不科学的，这政治也就说不上好。最坏的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是反科学的，那么这种政治也就不会跟你讲道理，也就很容易实行专制独裁。近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殷海光在台湾《文星》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科学及其基本》，其中说道：“我们现在要明明白白指出：我们这个社会，虽然在器用方面许许多多人欢迎科学的产品，特别是美式事物，例如电冰箱、电唱机、自来水笔、尼龙丝袜，种种等等；可是，同时却拒绝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态度及科学的思考方法，尤其拒绝这些东西应用到人事和人理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流行的‘意识形态’，有许多是非科学的，有许多是反科学的。这些意识形态，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未自觉地接受了。大家泡在里面，于是习之而不察之，像海水里的鱼儿不知海水是咸的一样。这些意识形态是有碍于科学思想发展的。”（《思想与方法》第76页）
只需把殷海光这段话中电冰箱、电唱机、自来水笔、尼龙丝袜等几个名词换一下，换成爱风（iphone）、爱派（iPad Air）或是日本、德国的一些产品等，然后在今天中国大陆杂志上发表，我看非但一点也不过时，而且还很有现实意义。中国大陆亿万国民包括所谓大批知识分子，不正如殷海光所说，大家对所流行的不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不都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吗？这也正是殷海光为什么要赞美五四的理由。他在《让我们携手从事文化创建——兼纪念五四》一文中说：“五四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峰。五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五四也是我们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的节日。这四十六年来（闵按：五四距今已九十七年了！），我们知识分子由激昂而消沉，由锐进而退缩，由合作而分裂。我们的光，热，和力，确曾推动了历史的巨轮。然而，等到历史的巨轮真正转动起来，我们却几乎被它辗碎了。”“……五四已经过去四十六年了，可是，……许多人忘记了它所代表的意义。”（同上，第563页）于是，殷海光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道：“我们要求生存，必须从社会文化的改变上着手。……我们必须从一个古老的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在这一历程中，我们必须扬弃旧的制度来适应一个工业革新所造成的新世界。这是一个中心课题。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直围绕着这一中心课题而发展的历史。这一发展是多曲折而又多痛苦的。……在民国成立以前，有保守对维新和立宪对革命。在民国成立以后，有五四运动和发自南方的革命军事运动。贯穿于这些历史节目之底原的，只有两种基本动力：‘要变与拒变’。五四运动，可以说是‘要变’这一动力的象征，尤其是新知识分子‘要变’的象征。当时大家都尖锐地感觉到，中国在许多方面需要走一条‘新’路。由于‘要变’的需求，于是围绕着五四前后，滋生出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用新法整理国故，及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等等行动。这些行动的合成作用，使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五四本身的成就是毋庸夸张的。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浮动是不足为训的。然而，在五四运动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表现的锐气，冲力，寻求新知识的饥渴，追求问题解答的热忱以及理想的色彩，正是今日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同上，第568页）
近一百年过去，虽不能说现在又回到了“原点”，但给人的感觉，仿佛真的又到了当年五四的关口，中国大陆仍需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需要知识分子的“锐气，冲力，寻求新知识的饥渴，追求问题解答的热忱以及理想的色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对不起五四的先贤，也就没有资格来纪念五四。
2016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