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十二)

胡耀邦猝死引起汹涌的学潮,没有人感到意外。邓小平早在两年前就把胡耀邦的名字和学生运动拴到一起,学生闻讯无动于衷才是天大的怪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权力高层人人如临深渊,没有一个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变局提心吊胆。这场权争的关键,在于开明派和保守派双方谁能占领邓小平这个制高点。倘若说,邓小平象征着权力顶峰,那么赵紫阳和李鹏的拼搏则在于抢占邓小平。这本当是场一目了然的龟兔赛跑。也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紫阳都应该是兔子,而李鹏应该是乌龟。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李鹏胜出——不仅争取到了邓小平,还先发制人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兔子的赵紫阳在干什么?在金日成的宫殿里睡大觉。

赵紫阳在当初设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确实胸怀大志。赵紫阳在1989年面对着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学潮时,却耍了官场小聪明。作为一国之主,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一旦面临天灾人变,断断乎没有按照日程表出访的道理。有“牛仔”之称的小布什,在历届美国总统行列中并不算是个高智商人物,但他也懂得,国中一发生飓风之灾,马上取消既定的出访。发生在1989年中国的那场学潮,举世瞩目,哪怕是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场政治飓风,赵紫阳竟然有空如期出访朝鲜,从而因为这场无关紧要的出访,丧失了不该丧失的先机。

身处权争中心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元老集团除去胡耀邦之后,马上着手下一步的倒赵步骤。赵紫阳非常清楚,就算没有1989年的学生运动,他的政治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元老权贵先是借口电视片《河殇》发难,接着又由李鹏伙同姚依林出面挑衅。面对元老权贵的步步进逼,邓小平顶住压力,一再表示:总书记不能换,非但不能换,还要继续做下去。按照赵紫阳本人的回忆,邓小平始终坚持要让赵紫阳至少担任两届总书记的职位。鉴于这样的局面,赵紫阳的政治方针理当十分明确地始终与邓小平站在一起,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尤其在学运甫起之际,赵紫阳的全部精力,理当聚焦于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赵紫阳却玩弄了一下官场上的雕虫小技,竟然在关键时刻出访朝鲜,从而把学生运动推给李鹏。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有关此举的解释,是相当无力的。就算赵紫阳以此想让那个低能儿出洋相,也应该考虑到人家会不会乘机利用这个空档,争取到邓小平发话。

1989年的赵紫阳,不管事后如何解释,从客观上说,确实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位置上。这年的赵紫阳,有两个选择,或者化解冲突,或者出奇制胜。前者是以柔克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邓家儿女,在邓小平和学生之间做足沟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邓小平本人始终不愿意听凭元老权贵将赵紫阳排除出局。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确实是有偏见的,但对赵紫阳却是相当信任的。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坦承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其次,即便邓小平发话,形成了四•二六社论,并不等于完全无可挽回。邓小平的心态是矛盾的,既发了话,又对李鹏把他推到前面十分恼怒。赵紫阳倘若利用邓小平对李鹏的这种不满,将李鹏置于死地,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再说,邓小平的儿女在赵紫阳回来后发表“五四”讲话之际,还特意打电话希望赵紫阳在讲话中添加邓小平关怀青年人的意思。赵紫阳本当抓住这个时机,疏通邓家儿女,给邓小平一个转弯子的机会。因为邓小平再不喜欢学运,但毕竟是个务实之人。倘若赵紫阳能够平息学运,邓小平乐得顺水推舟。但赵紫阳却没有这么做。

赵紫阳的另一个选择乃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前一个选择是以继续维护“党天下”为前提,哪怕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找出和平解决的途径。古代的贤明君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向对方自首:请拿我一人治罪,放过所有的臣民。就算赵紫阳没有这种气度,还可以继续争取邓小平。不管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有多深的偏见,不管邓小平是否听信谗言、对他赵紫阳已然不满,也要把身段放到最柔软的程度。这不仅为国家的前途,也为千百万学生和百姓的安危而忍辱负重。至于后一个选择,当然是抱定玉石俱焚的决心,扮演后来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举虽然风险巨大,但无论胜负如何,全都功德无量。倘若赵紫阳的目光不是聚焦于官场上的纷争,而是能够投向风起云涌的民心民意,再审视一下可以争取到的各种力量,放手一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遗憾的只是,赵紫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

1989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无意间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盛况空前。这场全然自发的运动本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历数“五四”以来的所有学生运动,也是前所未见。当年只是一群北大学生闹事,就又是烧楼,又是打人。如今全国各地学生通通上街,都不见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如此组织良好、温文尔雅的学生运动,赢得了空前的响应。举国上下,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由学生仔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学府里备受欺压的大学生,一下子成了全社会的宠儿,成了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人。

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尽心机,使尽花招,也没有得到如此真心实意的拥戴。赵紫阳只消一个转身,振臂一呼,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拥有火山喷发一般的群众资源。过去是毛泽东费尽心机地想要得到如此一场运动,此刻是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民众,热切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袖,带领他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此炽热的民意,同时也影响到党政军各级实权人物。从后来的军队抗命,可以看出军队并非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御林军。至于当时各个省市的地方大员,更是只作壁上观,不行压制。江泽民在上海不过是给《世界经济导报》施加了一点压力,马上转身连连自嘲,说自己弄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期待赵紫阳有所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千呼万唤,赵紫阳偏偏不肯站出来。遥想当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尚且敢作敢为。可叹今朝,堂堂一国之主赵紫阳,半世人生,历经风浪,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赵紫阳被官场权争所困的头脑里,可能连一秒种都不曾闪现过:登高一呼,背水一战。在党性和民意之间,赵紫阳本能地选择党性,或者说奴性。由此顺理成章地,在苟全和担当之间,赵紫阳又本能地选择了苟全。以柔克刚,需要忍辱负重。苟全却只消把责任轻轻推开,便可全身而退。纵观赵紫阳在“八九”学运期间的全部作为,一以贯之:不愿负责。赵紫阳比邓小平害怕学生运动还要害怕有所承担。赵紫阳先是把责任悄悄地推给李鹏,等到李鹏及其元老集团伙同邓小平把学运定性为动乱之后,赵紫阳又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卸责。赵紫阳甩动高尔夫球杆的手臂很有力量,可是担当历史命运的肩膀,却十分脆弱。

当赵紫阳把责任推给李鹏时,李鹏以白痴式的无知无畏,成为学生运动的凶恶死敌。当赵紫阳把责任卸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当仁不让地决定戒严。从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说,赵紫阳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成功了。他在回忆录音里谈及5月17日到邓家开会,被告知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决定戒严云云,不过是在指证罪责,并非因此有所愧疚。以赵紫阳的智商,竟然还斗不过白痴般的李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赵紫阳只消稍许有一点勇气,有一点责任感,就能找到许多办法,让整个事件至少不朝最坏的结局发展。但赵紫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撤出,从而让全家安然无恙。赵紫阳最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告别,可说是如释重负。在一个非常需要领袖的历史关头,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却开了小差,而且开得非常漂亮,开得中国人民根本看不懂。对赵紫阳来说,他想要全身而退的目的,完全达到了:罪责由邓小平来负,鲜血由学生和平民百姓来流。就赵紫阳和李鹏的权争来说,赵紫阳失败了;但就由谁承担责任而言,赵紫阳成功了。邓小平一身污血,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这可真是叫做:进一步,风险重重;退一步,海阔天空,外加高风亮节。生意人的头脑,果然盘算精明。

赵紫阳的成功卸责生动地表明了:什么都没做的人,才是最道德的人。赵紫阳此后只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道德优势,便可成为继胡耀邦之后的又一个良心标高。赵紫阳确实做到了,致使中国人民只看见赵紫阳的道德操守,根本不管一个最应该负责的人有没有履行职责。中国人民有时候对领袖的要求很高,比如面对以挨枪子的代价拿回一个亿的李鸿章;有时候又对领袖的要求很低,只消人家在道义上表示一下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显然,赵紫阳本人深谙其中奥妙,在事后的跟人谈话和回忆录音里,没有一句谈及自己为何不肯有所担当,没有一个字流露因为自己不肯承担而导致“六四”血案的内疚。赵紫阳想要向世人说明的只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强加给他的罪名,如何地不成立。其实,这样的罪名成立不成立,跟承担了“六四”血案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被杀害的学生和平民根本不知道这种罪名,活着的承担者又根本不把由屠夫强加的罪名当回事。赵紫阳唠叨的学生运动如何不想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在向党表示清白;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将来的民众,都不会有兴趣聆听。赵紫阳根本就没有反省过,他曾让举国上下的学生以及数亿民众对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他曾错失一次把中国带入现代民主政治空间的历史机会。赵紫阳甚至都没想过,假如他当时抛开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一下的话,本来至少是可以避免流血的。赵紫阳却只为自己抱不平,只为自己怨声载道。这也许是生意人头脑天然具有的局限性。

在赵紫阳与李鹏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决中,争取邓小平是关键。在学生运动及其站在学生后面的千百万民众与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峙中,赵紫阳能否有所担当是关键。赵紫阳一旦隐身退避,那么学运和民众的命运,也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989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1989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委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的《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一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戏剧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就算见识过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平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发生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1989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象,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喜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一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痴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进了一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朝政方针,在权力布局上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1989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一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一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当政者持着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一旦警醒,又会像1989年那阵子一样地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于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一会儿说不,一会儿含泪;一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一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伏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侯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进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侯联盟一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

(上篇完)

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完稿于纽约寓所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