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
一伙强盗抢劫了银行之后，有个分赃问题。同样，江山易手，天下易帜之后，也有个权力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历代的王朝重建，都会经历如此三个阶段：先是肃清旧朝余党，或者说余孽；再是权力分配，尤其是解决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最后王朝稳定，进入皇权——官僚集团——庶民的三角结构。这个结构在历史的三维空间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约的。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其主线却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与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之争，而其主要内容，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还是发展国民经济。正如满清王朝曾经出过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治国栋梁，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也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治国人才。清室的开明在于，允许曾国藩及其后继者们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专制在于，绝对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为先不搞阶级斗争。
镇压反革命无疑是红色王朝的开场锣鼓。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农村里的乡绅阶层，城市里的帮会异教，几乎一网打尽。究竟杀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弄清楚。仅就官方的统计和毛泽东本人的坦承，就有几百万之巨。经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帜，血洗清算是顺理成章的残酷。由此再反观袁世凯的和平请退清室，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手笔。清室贵族真该感谢这位被他们恨之入骨的逆臣，让他们没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蒋介石的审判汉奸虽然不无夸张，杀了不该杀的，判了不该判的，从而把自己那份该负的国土沦丧之责，推得干干净净；但比起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可谓小巫见大巫，有如和风细雨比之于暴风骤雨。
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为残暴的。这种残暴既是对旧朝的报复，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追溯革命的历史，有法国大革命之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又有十月革命之于沙皇的枪杀。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则需要血祭。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新兴的专政方式。就王朝历史而言，这是古老的更替仪式。当年被人称作周公的姬旦，就这么屠杀过殷商遗民。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不过是把这两者同时推到了极致。对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凯的改朝换代方式实在令人怀念；至于商周之交之际，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是一派为后世草莽所难以企及的君子风度。要说中国人只有血腥的传统，是不确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远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吓懵掉，不必讳莫如深。
倘若说，共产党建政时的这场屠杀有什么特色，那么也许当数毛泽东在这过程中突发奇想似地发明并尝试的思想改造。日本战犯，前清皇帝，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不杀；统统关起来，让毛泽东做思想改造的实验。多年以后，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义先后释放。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网开一面，不如说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这可能是毛泽东与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处，不仅热衷于武力征服，还喜欢让阶下囚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战无不胜。这叫做在占有江山的同时，占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作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苏联为模型的推理和演绎。毛泽东的帝国，其专制程度，远远超出乔治•奥维尔的想像。乔治•奥维尔仅仅看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把人民变成了奴隶。乔治•奥维尔不知道毛泽东如何用中国式的户口制度外加档案制度，做成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把工人锁在工厂里，把全体中国人锁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这个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人民变成了奴隶，让公仆成为主人，而且还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千百万政治贱民，作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损害的社会最底层。这群贱民的存在，既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发泄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又可以恫吓民众：谁要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思想改造，谁就会变成这样的贱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蛮族入主的屠杀，还是有清的文字狱，其专制其野蛮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泽东的红色帝国。苏联的专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蒋介石的没文化，还真是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幸运。
通过土改剥夺地主，再通过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缴农民分得的土地；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剥夺城市里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的一切有产者。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剥夺完毕，开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自由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甚至娱乐的权利和自由，也在剥夺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不仅精神被桎棝，就连欲望的合理性，诸如美食、跳舞、休闲、社交、性爱等等，也被取缔。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还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饰一律，言语一律，走路的姿势一律，脸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这是一个被言词描述的天堂，实际生活的人间地狱。这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自称公仆的主人和被说成主人的奴隶构成；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
从造反起家的革命团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剥夺他人造反的权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将革命认定的敌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按理说，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但革命却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就好比抢劫成功之后，有个分赃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也存在权力的分配问题，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于是，革命不知不觉地从党外转向党内。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党内斗争，成为一个又一个折磨共产党的恶梦。在革命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至的，便是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残杀。十月革命处决沙皇，随之而来的报应则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残酷更恐怖的党内大清洗。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的是几乎同样的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劫难通常发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内部。最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摄政，弑兄逐弟；还有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兄弟相残，最后秦王李世民胜出。这种王室家族里的手足相残，传染到执政前后的革命政党，便是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打倒旧朝叫做阶级斗争，清洗党内异己叫做路线斗争。
在清除旧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工商业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举国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敌忾，比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士气高昂。不仅党内非常一致，而且党外所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高度认同。然而，斗争的锋芒一旦转向党内的高层内讧，党内党外全都噤若寒蝉。因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头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有关高岗一案，也许唯有当时的当事人，最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说，高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泽东的“家天下”欲念和共产党的“党天下”认同之间的交锋，适才起于青萍之末。所谓“五马进京”，按照官方史书的说法，乃刘少奇建议，毛泽东采纳。但从权力斗争的情势上说，未尝没有分刘少奇、周恩来之权的意图在内。按照高岗对饶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让他高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权之意昭然。而毛泽东的权谋又经常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别人、尤其是让矛头所指对象自己说出。只是高岗的权术水平太低劣，把云遮雾障的太极拳打成了虎虎生风的少林拳，不仅惊着了对手，而且吓着了圣上。
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泽东继承的是刘邦和朱元璋的传统，并且诉诸更为高明的路线斗争手法。虽说事实上并不见得每次内讧都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内容，但清洗他人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过去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质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愿忍受身边的功臣，无论在资历上能力上名声上尤其在权力上，与自己并驾齐驱。开国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愿让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诛杀功臣方式是一锅端，李自成龙庭还没坐热就拿李岩开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后，更是高层内讧不断。一介草莽披上龙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将是儿孙辈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后期，替醉生梦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轻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文革后期，毛泽东的麾下只剩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许世友一类文武。这在旁人看来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里恰好是权力稳固的标记。这样的情形，与当年斯大林清洗过后，平辈革命家消失殆尽，倒是十分相像。不过，毛泽东的帝王情结相比于斯大林的独裁，有其迥异之处。
斯大林的专制有类于希特勒，完全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施展，并不含有建立血缘意义上的家族王朝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样具有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并且不惜选择远比希特勒残暴的野蛮方式，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强国。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曲同工：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都没有家族王朝意识、子承父传意识、“家天下”意识。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情结。就此而言，毛泽东乃是跟蒋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类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传家天下情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相比之下，蒋介石跟李光耀相类，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泽东则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而更加欣赏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同时又是蒋介石激赏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为蒋介石倾心于希特勒是个国家主义者，而斯大林则欣赏蒋介石有国家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非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儿，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应该是毛泽东把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思，出自《战国策》的那个著名段落《触詟说赵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下长安君。至于毛岸英的丧命，只能说是毛泽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高岗一案的实质，乃是最高权力如何归属的问题，或者说，是毛泽东走向家天下的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说的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天下到底姓毛还是姓党的较量。被“东方红、太阳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只消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所罗列的帝王名单，就应该知道毛泽东要大家看的是个什么样的“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且不说其它，过去的一统天下，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不止于国土，还有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有数亿人口只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
高岗不过是毛泽东最先操起的一把刀。这把刀的锋芒所向，是毛泽东最忌惮的党内官僚集团实力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使用这把刀的意图，是要粉碎党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与当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高岗这把刀不够锋利，根本不具备灭杀刘、周的本事。作为对高岗挑战的反弹，权力最高层迅速集结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邓小平、陈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一看事情起了变化，马上弃高自保，反手将高岗打成反党罪魁祸首。既然韦昌辉灭不掉杨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杨秀清一边，反过来灭掉韦昌辉。这可能是毛泽东远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岗以为自己看见了龙首，一转眼，变成了龙尾。龙尾一甩，高岗见弃。至于高岗的自杀，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后的忠诚。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谁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泽东恰好使用洪杨内讧的招数，整肃党内同僚。毛泽东这一招弃车保帅式的反败为胜，让胜出的刘、周诸人看在眼里，却不寒而栗。他们不会看不出毛泽东的野心和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但他们自忖在权变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说变就变，灵动得让他们连想都想不过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紧跟与附和，仿佛高岗反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也乐得顺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让高岗做了冤大头。
毛泽东接下去马上转身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又是批判胡适唯心论，又是狠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种从思想意识上继续对前朝的清算里，掺杂着拿他人出气的愤懑。1954年高岗自杀，1955年猛批胡适、狠打胡风。倘若高岗是冤大头，胡适、胡风难道不是冤大头？假如没有党内整肃的失手，毛泽东何来对胡适、胡风那么大的火气？尤其是那篇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汇编的按语，写得杀气腾腾，连明火执仗之类的狠话都用上了。他们不过是文弱书生，犯得着么？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也没落到胡风那样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党外大打出手，是为了掩饰在党内见首见尾的尴尬。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收拾了胡风之后，不动声色地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集团。
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