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毛泽东是个打江山的枭雄，那么刘少奇则是个治国天才。在治国方略上，刘少奇颇有自由经济思想的头脑，并且掺带着犹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成为共产党之于商业文明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建政之际，刘少奇曾以“剥削有理”的诙谐，安抚城市里的资本家。建政之后，刘少奇施展出相当出众的治国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脉和人气。不仅周恩来向他靠拢，就连“五马进京”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邓小平，也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是没有毛泽东捣乱，刘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样的治国大业。当初的反冒进，乃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乱干预时提出的一种说法。毛泽东自知理亏，无法与刘少奇正面交锋，才极其阴暗地选择了周恩来做权争的突破口。
且不说是否要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共产党只消有点良心，也应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中国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请毛泽东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泽东高高挂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有过让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的设想。但他们理当知道，毛泽东岂能答应只担虚名，了无实权？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带领众人痛定思痛之际，林彪再度出场护驾，从而获得毛泽东的大声喝彩。林彪护驾尚可圈点，圣上急不可待为之喝彩，实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泼皮牛二。林彪就此彻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闲，趟入权争的浑水。
林彪是共产党的战神，好比荷马诗史所述希腊联军中的阿喀琉斯；虽然为人处世低调，却与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气傲。最受毛泽东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对毛泽东说“不”的也是林彪。林彪虽然年轻时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及至亲历过逐鹿天下的残酷，转向信奉孔儒。战功赫赫的林彪，骨子里并不好战。当初出兵朝鲜，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授命，还对毛泽东的穷兵黩武颇有微词。林彪长征时曾经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打仗。坐了江山之后，林彪又公开提醒过毛泽东不要成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共产党三位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中，刘伯承退入学院做教头，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称病，远离权力中心，由于拒绝领兵赴朝还一度退役赋闲。林彪的复出，既有毛泽东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过皇恩浩荡，躲不过“忠义”二字：拔刀相助是义，报效今上是忠。毛泽东在最高权力层中的孤寡情形，让林彪看在眼里，恰好成为挺身护驾的理由。林彪的护驾带有浓厚的孔儒伦理色彩，一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这样的护驾，同时又带有武将之于文臣的轻蔑，或者说不无打江山的功臣之于坐江山的重臣的优越感。
倘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指责彭德怀，还仅仅是替毛泽东解围，那么及至“七千人大会”，林彪的护驾却变得极其夸张，竟然颠倒黑白：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副小兄弟帮忙打架的口气：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林彪就此断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此时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车之鉴提醒过毛泽东。
林彪的出场，再加上周恩来的臣服，使毛泽东在高层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观。林彪甫趟权争浑水，旋即被毛泽东拉进权力最高层，并且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战神林彪，卷入权争，几近兵痞。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还算客气，毕竟是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不过是警告彭德怀不要逞英雄，并且，毛泽东提及旧事，冤枉彭德怀长征路上指使林彪写信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林彪还当场澄清此信与彭无关。及至“七千人大会”护驾，林彪强词夺理，言语蛮横。不知是不是由于林彪曾经如此护驾，邓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于怀，坚决不让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平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七千人大会”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竞赛。一方面是刘少奇的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大讲阶级斗争，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一者是要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亿人民赶进阶级斗争的斗兽场。
中国民众在大饥荒以后，确实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刘少奇以“三自一包”给农村里农奴般的农民们松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同时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买卖土地，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扭转整个经济低迷局面。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刘少奇借此走向曾国藩式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泽东死后的邓小平改革，其实就是当初刘少奇所走的治国道路。在刘、邓主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作委婉的赔礼道歉，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人民”加以保护。文化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双翼之一。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臣服是被迫的违心的，有如当红妓女遭遇强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为虐起来，周恩来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抛弃跟随他20年的卫士，在爱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字，向江青献媚，甚至在毛泽东的侍妾面前低声下气；如此等等。
中国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泽东倍感失落之时。在刘少奇复苏国民经济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躲进专列，一会儿钻入行宫，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题词；一面御女无数，像洪秀全那样没完没了地满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词，把现状描绘得一团漆黑。毛泽东以最阴暗的心理，发出最蛊惑人心的噪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于民，毛泽东却轻轻松松地大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只有资本主义（致富的别名）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说成只有社会主义（贫穷的祸根）才能救中国的歪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刘少奇也苦于没有治国话语，缺乏改革理论为自己的“三自一包”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驾护航，只好听凭毛泽东胡说八道。
此刻，助毛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经过对毛泽东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个人崇拜话语，诸如“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下令《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又亲自给军队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阿喀琉斯从头到脚变成了戈培尔。如此一片氛围下，一个叫雷锋的大头兵，被渲染成比颜回还颜回的学习圣上思想标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让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泽东崇拜推向顶峰的所有言论，只消换一个角度观察，几乎全都可以听作反话，有如不动声色的讽刺，一本正经的黑色幽默。从后来林彪死后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当中，可以看出，林彪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林彪如此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权斗手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从林彪“九大”以后的不愿再搞阶级斗争可以得知，林彪并非像毛泽东那样醉心权争、漠视国计民生。林彪当时疯狂捧毛，只是意在打击毛的对手刘少奇。等到刘少奇被打倒，林彪认为共产党应该替这个国家做的，其实还是刘少奇所做的事情——发展国民经济。林彪误以为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殊不知，毛泽东的真意并不在于要不要给人民活路，而在于这天下到底姓党还是姓毛。这是林彪没能把毛泽东琢磨透的地方，毛泽东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没有了儿子，也要让侄子，甚至让老婆做接班人。这与其说是个性强横，不如说是小农的偏执。
毛泽东文革作祟，可谓精心策划。让林彪拿着枪杆子替他压阵，让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替他开路。一会儿评《海瑞罢官》，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紧跟刘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还嫌不够火爆，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充分利用他在党内的话语优势，从意识形态入手，把共产党所有主政部门，说得一团漆黑：不是阎王殿，就是独立王国，并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经过一番指鹿为马的抹黑，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令，向全国贴出他那张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倘若共产党内有个把头脑清醒点的领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最猖狂最嚣张的反党运动。
然而，不要说党的各级官僚，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被毛泽东的气势汹汹给弄懵了。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确实在马列经典中找不到什么出处。就像马克思在跟女佣偷情时根本没想到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添上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领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个革命女性睡觉的权利。列宁在染上梅毒的时候，也不曾想到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上一条：任何跟领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应有的革命觉悟，还必须身体健康。马列经典的杜撰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剥夺别人的财产。至于如何让人民致富，他们通常留给修正主义者去思考，或者留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去研究。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虽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这种主义却从来不把如何让民众丰衣足食当回事。马列主义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贫穷就是真理，真理永远在穷人手里；穷人总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说，在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
就像刘少奇主政的那几年，自由市场上的鸡蛋都是偷偷摸摸买卖的；刘少奇的恢复国民经济，也是在失语状态下不声不响推行的。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鸡蛋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马克思只是说过，剥夺被剥夺。于是，剥夺毛泽东国家主席权力的刘少奇，理当被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剥夺权力。这在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便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比如费正清，或者乔姆斯基，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刘少奇的权力应该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剥夺。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胜券在握的毛泽东，牛皮到了连会议都不屑出席。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恰恰就是即将被这个《通知》打倒的刘少奇本人。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素作怪，更在于与毛泽东对抗的治国话语完全阙如。话语在这场权争中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刘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实，并且还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会议。因为没有话语，邓小平于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刘少奇未竟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得不声称，凡是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不讨论不争论。当年，跟随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时，邓小平只说过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起毛泽东振振有词的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家在话语上贫乏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
过去有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刻方知，系铃本是解铃人。当初原是毛泽东从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产党，此刻让毛泽东把共产党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初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刻他被毛泽东思想打倒在地，颇有冥冥之中的照应。其实，毛泽东那套争夺江山的阴谋权术，能算作什么思想？《矛盾论》是一锅把马列教条和申韩权谋煮在一起的夹生饭，与其说是哲学论说，不如说是心计自白。《实践论》是小农的自作聪明在感官层面上的粗陋表达，在极其唯物的论说里，充满着欲望的嚣张。诸多战略论说抵不上《孙子兵法》的片言只语，中国历史在他笔下只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还不如李逵来得直截了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相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虽然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相当发达，虽然刘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刘少奇倘若好好总结一下他的这些想法，加以理论表述，不失为中国式的自由经济初探。刘少奇若能够写出这样的论著，将远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有价值得多。很可惜，刘少奇是个中国式的共产党人，其头脑不是被马列教条所桎梏，就是下意识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缚；还没跟毛泽东如何交锋，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毛泽东先在思想上话语上把刘少奇打倒在地，然后在组织上剥夺刘少奇的全部职务，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相比之下，蒋介石行刺汪精卫，炸碎汪精卫棺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指使几个特务，偷偷摸摸，纯属牛二水平。毛泽东的气派应该让蒋介石望尘莫及：发动了六亿五千万人口，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光是不停喊口号的汹涌澎湃，都足以把人给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别，于此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最不及毛泽东的地方在于：蒋介石不懂中国人民，而毛泽东简直是太知道了。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够用武力夺得江山的人物，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的人物，可以牺牲几亿人口打核战争的人物。中国人民最讨厌的是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物，让他们丰衣足食的人物，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有仇恨汉奸的传统，有痛骂卖国贼的传统，有抓捕反革命的传统，有虐杀地主富农的传统，有批斗资本家的传统，有围攻右派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让中国人民多了一个传统，打倒走资派的传统。就此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跟着这个领袖，做了许多让他们扬眉吐气的事情，让他们报仇雪恨的事情，让他们手舞足蹈的事情。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使劲地扭秧歌，喊万岁，绝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诚的。他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候，感觉像无限崇拜圣上的宫妃，在月光下期待着圣上的临幸。倘若说，领袖是个十足的流氓，那么这个山呼万岁的民族，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可言。
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