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分组讨论现场，有章伯钧、胡霖、沈钧儒、罗隆基等等，记者就在现场采写稿件。
被亡国之忧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汪精卫，有类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自重庆出走之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完全被他的唯美冲动所左右。史家有说，汪精卫出走，系被近卫内阁所欺骗。此说属实，但却无力。因为谈判的价码跟战争的进程一样，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战争瞬息万变，谈判价码同样朝三暮四。准确地讲，沉浸在亡国忧虑中的汪精卫，是被他的亡国幻觉所欺骗。当初为了证明革命党人并非懦夫，汪精卫赴汤蹈火。此刻为了担当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亡国危难，汪精卫舍身饲虎。
假如汪精卫以为此举能够像当初的刺王一般，获得民众的掌声如雷，那么他完全搞错了。滚烫滚烫的爱国话语烧了如许年，就像一颗即将出膛的子弹，正愁找不到猎物发射；终于汪精卫出现了。其情形很像后来的阶级斗争年代，年年讲，月月讲，假如讲不出阶级敌人，那让憋足了劲的革命群众怎么办？那么汹涌的仇恨，朝谁身上倾泻？同样道理，没有一个大汉奸，爱国话语炒得那么火爆，岂不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汪精卫的“艳电”在媒体上一公布，中国民众马上沸腾起来。激动啊，张了那么久的爱国渔网，终于等到了一条大鱼！如此激奋，只有抗战胜利的情形可相比拟。此后，汪精卫再如何努力，哪怕把自己的心当众掏出，扔到大家面前，也无济于事了。
汪精卫少时读书，可能只对诗词有感觉，没有好好琢磨过中国历史。虽说六经皆史，但汪氏读经，恐怕只读其文采，不解其深意。在战场上搏命的武将，打败了最好自杀，活着都是罪孽，更不用说投降。文官谈判，哪怕谈得了国土谈得了江山，也照样犯了卖国罪。李鸿章挨了一枪换回一个亿，国人眼睛里看见的却是还有两个亿没了。国民从来不在乎舍身饲虎之类，也不在乎为他们担当什么的人物。他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成为岳飞，替他们打败入侵者，或者你有没有成为秦始皇、李世民，哪怕成为刘邦、朱元璋也行。只要你赢得了江山，你说什么都是真理。你说谁汉奸谁就是汉奸，谁烈士谁就是烈士。你没赢得江山，你建什么政府？你没有江山，你凭什么为人民谋幸福？
道理是简单的，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汪精卫不明白。据说，当时日本的和平主义者，是看懂汪精卫在做什么的，甚至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这跟中国人民有什么关系？中国人民最看不惯的就是屈膝投降。中国人民喜欢服从，比如服从党的领导，服从思想改造。倘若汪精卫能够服从国民的爱国话语爱国热情，像苏武一样，到日本去放羊，中国人民一定会喜欢。但汪精卫非但没有放羊，还要到南京建政府，这非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中国人民情愿让日本人统治，也不愿让汉奸管理。汪精卫的舍身饲虎，确实有点自作多情，至少是一厢情愿的忍辱负重。
面对侵略者的中国百姓是可怜的，无论是被清兵屠杀，还是被日军践踏。诸如数百男女被几个兵卒吓得魂飞魄散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扑向汉奸的中国民众却是无比生猛的，从来没有迟疑过，从来没有手软过。中国人只怕外国人，从来不怕中国人。他们从来就崇拜看重江山的枭雄，看不起热爱百姓生命的领袖。把家园变成焦土，他们觉得这是种气魄。忍辱负重地带给黎民百姓平安，他们觉得很无耻，让他们很愤怒。他们愤怒起来，总会寻找他人出气，从来不会自惭形秽。爱国爱到自杀的程度，好像也只有过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陈天华。一般说来，国人爱国爱得再死去活来，内心深处从来不糊涂，知道把牺牲机会让给别人。
国民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已是几千年的传统了。让人看不懂的是蒋介石派人行刺，实在莫名其妙。汪精卫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蒋介石：君行其易，我任其难，还有什么不能释然的呢？汪氏已经把美誉让给了蒋氏，把骂名留给了自己，从心理学上说，颇有自虐嫌疑，蒋介石还有什么不依不饶的呢？说实在的，在和谈等于卖国、求和就是汉奸的道德传统底下，有人去顶这个骂名，真是求之不得，有什么可以气不过的？当年蒋介石杀陶成章是取悦孙文，后来杀共产党是跟英美暗通了款曲，此刻刺杀汪精卫又是做给谁看呢？英国人美国人是肯定不要看的，共产党也不会要看。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最恨的是谁。唯一想看的，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汪精卫与日本人议和，表面上触怒的是爱国民众，实际上真正刺激的却是人家苏联人。
倘若说那年的行刺，是有人想看；那么汪精卫死后的棺柩，蒋介石非要炸掉不可，就更让人弄不懂了。就算是媚民众的爱国之俗，也没必要媚到这种地步。人家已经身败名裂了，还用得着炸棺鞭尸么？蒋介石把个汉奸审判台搭得太高、太夸张，结果一转眼就被毛泽东说成摘桃子。这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的政治舞台，除非游戏规则有所改变，否则无非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氓比赛。起先总是流氓战胜书生，接着大流氓战胜小流氓，然后又被更大的流氓打败，最后总是最大的流氓胜出，把江山打包回家，将天下改换姓氏。几千年的政治就是这么过来的。汪精卫蹉跎一生，始终没有弄懂个中三昧。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只能倒在他人猎枪下。被日本人捕获，被蒋介石捕获，被爱国民众捕获，被斯大林捕获。共产党就算感激当年汪精卫的恩重如山，也不敢分辨，更何况共产党本来就是爱国话语和道德恐怖的制造者。
平心而论，蒋介石做伟人的机会比曾国藩不知要丰厚多少倍。倘若蒋介石有一半曾国藩的修为，那就可能成为远比曾国藩伟大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对毛泽东是机会，对蒋介石更是机会。当汪精卫被淹没在爱国民众的唾沫里时，蒋介石乐得显示大度，哪怕不屑一顾，也比派人刺杀要有风度。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中，对蒋介石却鲜有伤害惟有成全。从最初的提携，到最后的择难奉易，可谓无微不至。相反，花花公子张学良却事事背叛蒋介石，从东北的不抵抗，到派去剿共却反过来与共携手、甚至还暗中加入了共产党，最后来个西安事变，差点要了蒋介石的性命。可以说，蒋介石的江山，有一半是张学良断送的。倘若蒋介石秉公办事，张学良被枪毙都死有余辜。可是蒋介石非但不杀，反而优待有加。只是碍于这个花花公子实在不懂事，动辄惹事生非，只好像宠物一般养护起来。不知这是不是慑于斯大林的脸色。
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蒋介石应该最清楚。且不说其他，仅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为例，就可以想见，其实并没有抗日小说里描写的什么汉奸。汪氏要员们有的与重庆暗通款曲，有的与延安过从甚密。上海的那场特工战，与其说是抗日志士与汉奸特务之间的搏杀，不如说是忠于蒋介石的戴笠和依然在悄悄替共产党效劳的李士群之间的恶斗。再说，中日双方的政局，同样错综复杂，各自全都既有主战派，又有主和派。和谈，是利用对方内部矛盾的策略，也是寻求有利机会的手段。战，是保家卫国；和，是不让生灵涂炭。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江山的得失，而是民众的生命财产。历史上，古代战败的君王情愿挺身而出，被对方处死，也要恳求对方让他的臣民安然无羔。蒋介石并非不懂此理。
蒋氏不仅一开始主和，即便在战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的情境之下，也时时萌生议和之意。但是，比起糊涂的汪精卫，精明的蒋介石不仅多了点心眼，还多了不少顾忌：顾忌民众的抗日情绪，顾忌斯大林的脸色，顾忌党内同仁或者哪个军阀乘机落井下石，顾忌共产党找到倒蒋的借口，如此等等。也是这样的顾忌，蒋介石不得不跟人家比赛唱爱国高调，哪怕真的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全部变成焦土，把四万万同胞的血肉之躯全部筑为血肉长城，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倒是跟毛泽东很相通，眼里只有江山，没有草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当然，毛泽东要比蒋介石气魄多了，坐了江山后竟然声称美国人的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六亿人口，准备牺牲一半，以战胜那只纸老虎。这样的伟大领袖，不知多少年才能出一个，让亿万国民爱戴得热泪盈眶。
八年抗战，应该是蒋介石团结同仁、收揽人心、网罗人才的大好时机。倘若蒋介石有容人肚量，那么其时就能打造出一个远比曾国藩气派的幕府。汪精卫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同伴，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伙伴。同伴可以有无数个，但伙伴却可遇而不可求。君子和而不同，不是意指同伴的不可或缺，而是意指伙伴的千载难逢。同伴是意见相同的追随者，伙伴是意见不同的互相依存者。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伙伴关系。彼此意见经常相左，但毛泽东不能没有周恩来。周恩来一去，毛泽东也到头了。甚至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有某种伙伴关系。这可能也是毛泽东不愿打下台湾的原因所在。同样道理，汪精卫再愚蠢，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那么恶狠狠地把汪精卫置于死地，死了还让人家不得安宁，其实是在给自己掘坟墓。试想，倘若蒋介石在成功地扮演了抗战领袖的同时，再拉一把汪精卫作为舍身饲虎的英雄，彼此一文一武，如同当年宁汉合流一般，在南京胜利会师，携手重建民国，毛泽东的机会是不是减少了许多？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汪精卫是一道无可替代的中间色。毛泽东可以用周恩来四处周旋，蒋介石为何不能让汪精卫做他的萧和，或者鲁肃？倘若事情反过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配合默契，而毛泽东却利用整风运动搞掉了周恩来，那么双方的政治博弈，可能会另有一番结果。虽然鹿死谁手的原因众多，但关键人物的搭配和协调，人气的旺盛与和睦至关重要。
就算汪精卫已然无可救药，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依然有机会成为伟人；或者说，依然有个学习曾国藩的天赐良机。当时，国际上的英美同盟大获全胜，有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训，欧美强国特意提高中国地位，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二战使中国跃升为世界五巨之一、亚洲唯一常务理事大国。同时，国内的政局也一扫先前的混乱，只剩下国共两个大党。此时此刻，历史主动权完全掌握于蒋介石之手。试想，这可是当年的宋教仁做梦也想不到的绝好时机：完成从专制独裁政体到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转型。
此时此刻，长年战乱过后，人心思定；和平民主，可谓人心所向。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坐大，但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到足以有把握打败国民党的自信。蒋介石由于领导了抗战，威望如日中天。倘若蒋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两党请到谈判桌上，实施民主政治，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响应。不仅响应，而且在党的高层领袖之间，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推举毛泽东做领袖无疑是人才难得。但要是共产党走向议会政治，那么具有民主政治人格品性的领袖，诸如周恩来、刘少奇之辈，就可能越来越显出他们的优势。更为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倘若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英美巨头定当鼎力相助。至于苏联那一方，就算斯大林对此忧心仲仲，也不能公开阻拦。再说，蒋介石在斯大林的心目当中，远比毛泽东有份量。其情形一如民初时日本当局看重袁世凯而不以孙中山为然。
遥想当年，曾国藩或许很想有这样的机遇，却终其一生都没能获得。可叹此刻，蒋介石得到了这个足以成为比曾国藩还要曾国藩的大好时机，却很不经意地丧失殆尽。历史有时不过在于一念之差。然而，蒋介石可能连想都不曾想过，自己到手一个着手民主政治的天赐良机。青红帮的根底，比之于花花公子张学良是绰绰有余，可是想要成为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政治家，却实在是无从说起。由此可见，心胸不是想要开阔就能开阔的，曾国藩也不是想要学就能学成的。就蒋介石的那点小鸡肚肠而言，只能在一个小岛上称王称霸。即便到了小岛上，蒋氏也没想过要搞民主政治，而是弄了个蒋家的世袭小朝廷。要不是后来的蒋经国识时务，中国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民主政治是什么滋味。
当然，以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专制人格，即便真的开启了议会政治制度，也还可能翻脸破裂。但要点在于，只要把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有什么反复，也不会倒退到专制体制。就像清室逊位之后，无论谁想要退回帝制都不会得逞。同样道理，两党制的议会制度一旦确立，不管是英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谁也推翻不了。即便国共开战，战争结果，无论谁得胜，都得遵守两党制的政治体制。就像日本的议会政治，无论疯狂的军方如何想要希特勒式的独裁制度，也退不回去。政治游戏的规则，确立之后就很难被人否定。再以九十年代的指定接班人为例，就因为邓小平开了个头，以后竟然会被后继者再度效仿，仿佛可以一代一代永远指定下去一般。一个权宜之计尚且如此，更何况蒋介石当年假如真的能够确立两党议会制度。遗憾的是，蒋介石根本就跨不出这一步。
蒋介石那种宁波小商人式的狭隘，可能是其为政的致命伤。蒋介石不仅不能忍受唯美政治对手汪精卫，就连对他情深义重的杜月笙，都容纳不了。杜月笙为蒋介石几度两肋插刀：“四•一二”事变违心暗算朋友，抗战期间毅然沉船破财，配合蒋介石的炸沉日舰计划；然后毁家纾难，与蒋氏并肩抗日；之后又安排高、陶出逃，转道香港，飞抵重庆，替蒋介石削弱汪精卫人马。日本投降之后，人们纷纷传说抗日英雄杜月笙众望所归，将出任上海市长。蒋介石却慑于杜月笙威望过高、人气过旺，硬是把人家晾到一边，使其郁郁而终。如此薄情寡义之人，岂有不败之理？那么想学曾国藩的人，怎么就不知道曾国藩为何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之道理呢？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又一重大转折关头，由于蒋介石不懂何为民主政治，不知道当年遇害的宋教仁究竟做过什么样的努力，结果国共双方重新回到1927年破裂的起点上。一场中原逐鹿，生灵再遭涂炭。当年蒋介石经由北伐而被称“委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此刻毛泽东的军队，先在东北得手，然后逐渐壮大。仅三四年功夫，毛泽东便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而成帝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完全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找到：秦末的刘邦、项羽，元末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早知如此，何苦非要炸毁汪精卫的棺柩不可？如此难题，留给共产党做岂不更好？
1949年以后，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受命前往提蓝桥监狱探望当年的密友陈璧君，告知说，上面有意释放出狱，条件是承认汪精卫有罪。陈璧君的回答是一口拒绝，宁可把牢底坐穿。1959年，陈璧君在狱中溘然长逝。这位民国的传奇人物，消失得无声无息。
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