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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七)

19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指责共产党压制诸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借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说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说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但高等学府里的一些聪明学生,却有点听明白了。大学生们怀着后来红卫兵之于毛泽东的那种忠诚,以向党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昼夜不息。毛泽东更是推波助澜,将此变成共产党开门整风。于是,各级党组织鼓励大家踊跃提意见。全国上下,向党提意见,竟成政治时尚,仿佛不向党提意见显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谁也没想到,1956年的“双百”方针,到了1957年会发展出一个鸣放时代。这是毛泽东发现洪秀全方式失灵之后,找到的打击党内官僚集团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却出自旧的历史框架。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组成的一个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约。皇帝打击权臣官僚,有时会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与官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权很容易被驾空,实权又通常在各级官僚手里。虽然这个三角竖立起来,顶尖的位置属于皇帝,但把这个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团才是角尖的实际占有者,皇帝经常会落到与庶民同样的底角上。孟子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生发出来,以此劝告帝王体民恤民。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也是基于这个结构,由君王给民众生路、让民众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孙中山的民生,骨子里都不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只是基于皇、官、民三角结构的皇恩浩荡理念。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同时导致了平民百姓的圣上情结,产生了清官神话。所谓清官,无非是将庶民和皇帝连成一线的一个中介环节。

清官通常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结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楷模,伦理榜样;有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有时维护朝廷的纲纪。由于与百姓直接发生冲突的,通常是各级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执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远圣明。庶民与官吏间的龃龉,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构成庶民的圣上情结。再加上中国的皇帝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号称天子,更让民众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于清官完全缺如、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走投无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说到农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里出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戮一伙奸臣。毛泽东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圣上情结,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仇视传统,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变成了坐了江山之后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动民众,大造官僚集团之反。

倘若1957年的“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仅止于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不会翻脸,党内官僚也找不出劝止毛泽东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识分子也罢,大学生也罢,都不是宋江、卢俊义之辈,都不是毛泽东下意识假设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说来说去,自然而然要归咎于一党专制的弊病。再说,当年共产党也曾经如此这般地批评过在朝的国民党。虽然共产党未必有改弦易辙选择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复一遍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语,并不如何离经叛道。党内党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党外民主人士,即便是党内知识分子,也一样地挚爱“德先生”、“赛先生”;其热忱程度,绝对不下于对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言论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党内官僚惊慌不已,也让毛泽东大吃一惊。

毛泽东于是故伎重演,神龙首尾翻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反右阳谋,全然一副小人嘴脸,并且说得振振有词。秦始皇只知道焚书坑儒,还不至于先欲利用书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狱。毛泽东耍弄的是一副秦始皇时代难以想像的流氓腔调,一种比蒋介石还无赖的泼皮习性。古代的帝王专制的不少,但耍赖的不多。因为耍赖有损帝王的威严。殊不知,毛泽东的威严恰好通过耍赖而成。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太堕落,不如说是时代太沦丧,中国民众太愚昧,共产党的官僚太怯懦。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因此与毛泽东一起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邓小平充当了反右的头号打手,但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高层官僚,全都难辞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称的朱德,竟然也对右派义愤填膺。谋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坚持党天下的官僚,此刻枪口一致对外,将五十多万书生打入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

反右让毛泽东完全改变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官僚的初衷。从彼此的较量上说,毛泽东又输了一场。但毛泽东由于赶紧让五十多万书生做了他的垫背,看上去却反败为胜,成为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主帅。领袖,依然伟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要与党言归于好。毛泽东惊魂甫定,马上给了周恩来一巴掌。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发难,推向高潮。不仅会上大张旗鼓,还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谈话中,借助柯庆施的冒进文章,向周恩来当面进逼;措辞严厉,摆出一副准备与周恩来决一死战的架势,把周恩来吓得赶紧检讨,以求自保。

冒进、反冒进,其实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说无关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来起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如此严重。把此事提到威胁周恩来辞职的高度,其实是毛泽东绝地反攻,拼死一战。经过高岗事件和鸣放转为反右的连续两次失利,毛泽东虽然领袖的威望犹在,但实权地位却岌岌可危。早在高岗一役之后,党内官僚集团就已对毛泽东高度警惕。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十分及时地敲响了提防个人崇拜的警钟。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特意在政治报告中强调集体领导。全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句句共产党官话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任何个人的天下。“八大”对毛泽东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提议由彭德怀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和通过。“八大”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最有力的反击,也是毛泽东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之争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泽东的落败告终。毛泽东接下去借助党外力量所做的大鸣大放还击,又被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倘若毛泽东再不有所突破,那么很可能成为被架空的晁盖。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权力斗争的天秤上,周恩来具有举足重轻的份量。可以说,周恩来的倒向哪一边决定了将由谁最后胜出。作为总理,周恩来未必合格。一如当年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很不称职。周恩来既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赋,又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周恩来的特长在于:人际间的周旋本事,各种场合的演戏天才。周恩来是个天生的公关好手,形象大使;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周恩来又是个天生的一流戏子,无论什么样的剧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军装,看上去像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置身文人墨客,俨然一介儒雅书生。社交场合,众星捧月;钗粉堆里,白马王子。面对民众,慈眉善目;与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会见各国首脑,雍容大度,领袖风范十足。演什么像什么,哪怕阿谀奉承,也能让人感觉吹气如兰。你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不会打仗,不会吟诗,不会写作,不懂经济,不明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是。因为他什么人物都扮演过,包括间谍头领。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他可以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如鱼得水。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又让他对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设的刘、邓等等。至于他对毛泽东的敬畏,更是心悦诚服。周恩来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个帝王又少不了这么一个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让主席永远不会怀疑其野心会大到足与匹敌;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圣上惊讶于此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来,可能意味着得罪一大批;但争取到周恩来,则意味着笼络一大群。古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而毛泽东的灵活应用在于:必先与之,不如击之。毛泽东的打击周恩来,并非真要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击为取,以痛击而收到对方最终臣服的效果。毛泽东成功了。不管周恩来是否看出毛泽东的欲擒故纵,周恩来选择了臣服,并且是毫无抵抗的顺从。于是,周恩来的检讨通过,总理还是总理。

毛泽东的冒险出击,另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各个击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周恩来遭批,刘少奇一声不吭,只图自保。毛泽东由此看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没有胆量联手对抗。因此,刘少奇官僚集团在“八大”上痛批个人崇拜,其实是风声大,雨点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但毛泽东的出击,也给自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不许批冒进,那么应该如何个冒进,得做给大家看看。官僚集团不敢公开对抗,可是他们可以冷眼旁观,观看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毛泽东出丑,期待毛泽东犯错。批反冒进等于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驷马难追。毛泽东此丑不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过这一关,才能继续后面的较量。于是,就有了那场大跃进的疯狂。倘若说,1957年的鸣放,毛泽东的赌注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接蹱而至的大跃进,毛泽东的赌注则是几亿人口的死活。

毛泽东输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无论按照哪朝哪代哪国哪家的法律,毛泽东都死有余辜。但这个卑怯的政党,对毛泽东做出的处罚,不过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线而已。毛泽东顺水推舟,让出国家主席一职,以退为进,伺机反扑。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痛击彭德怀,乃是杀鸡儆猴。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向党大耍流氓,出言几近泼妇。一会儿拿儿子死了说事,嚷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儿子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一会儿又恶语相向,口口声声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威胁对手:谁要是跟我较真,我就跟他拼命。最后,重拳出击,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敢言批评者打成反党集团,从而使其沦为党内贱民。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其实十分心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找人谈话摸底。毛泽东完全知道,他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外行冒充内行的不懂装懂,一味蛮干。毛泽东此举闯下大祸,出了巨丑,从而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成为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最大笑话。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为毛泽东闹出的这个笑话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党内对他的不满到底有多深,从而寻找如何过关的法子。毛泽东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怀竟然会那么天真地送上门来,成为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绝妙靶子。这次会议本当清算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结果反过来,成了毛泽东击退又一个反党集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彭德怀确实像个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气凛然,鲁莽有加:抗战时,不顾毛泽东坐山观虎斗的心计权谋,毅然率众向日军开战;韩战爆发,党内高层大都反对出兵,林彪不愿出征,彭德怀却傻乎乎地自告奋勇,担当赴朝总司令,替毛泽东排忧解难;毛泽东步洪秀全后尘大享艳福,把文工团当作流动后宫,彭德怀喝令解散;毛泽东热衷个人崇拜,属意于家天下,彭德怀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劳民伤财,把民众尤其是农民折腾得惨不忍睹,党内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怀拍案而起,“我为人民鼓与呼”,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

按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衮衮诸公,也算是历经风浪之辈。倘若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们完全有可能让毛泽东不得不低头。他们本来就在等着毛泽东犯错,此刻不击,更待何时?当初彭德怀提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全都同意、一致通过的。就利害关系而言,彼此也该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至少是唇亡齿寒。更不用说,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几亿人口的生生死死,岂可儿戏?他们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泽东蛮横无理,但他们竟然宁可为虎作伥,助毛为虐,也不愿意凭着良心良知,与彭德怀生死与共,不愿将毛泽东断然扔到被告席上。

从纯粹的权争角度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先前制服周恩来的高明。倘若周恩来此刻挺身而出,刘少奇也许不会退让。六个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两位是相当务实的邓小平(当时不在庐山上)、陈云,毋庸置疑不满毛泽东的大跃进,会选择站在刘少奇一边。毛泽东在权力最高层里,全然一个孤家寡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可说是体现集体领导、体现党内民主的最佳时机,但被这些党内官僚很不负责地错过了,从而使“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原来只是纸上谈兵!

官僚集团错失良机,毛泽东也赶紧收回拳头。倒彭之后,毛泽东装作认真退居二线。仿佛是酬谢刘少奇们放他一马,又像是一招潜龙勿用,把自己藏到别人打不到的地方。不过,此后那场文革浩劫,却已经开始在毛泽东心里悄悄酝酿。作为这种酝酿最微妙的佐证,便是私底下请前妻贺子珍上山。在权贵集团里已然孤寡的毛泽东,准备起用自己的女人。无奈贺氏神志不清,已然废人一个,根本无法成为毛泽东的马前卒。毛泽东于是让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贺氏健步如飞,精神抖擞,也许比江青更具杀伤力。毛泽东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对他年轻时激烈倡言妇女解放所作的别一种注解,并且在文革当中运用到翻云覆雨的地步。这跟洪秀全把女人纯粹当作泄欲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耍泼,确实把党内各级官僚吓得不轻。也许张闻天那样的书生型共产党人,内心深处不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如此蛮横,但许多草莽人物却会认定,龙颜大怒,理当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上耍狠过后,党内党外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饥民成群,哀鸿遍野。毛泽东却轻松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刘少奇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坐着专列,毛泽东四处游走。这可能是毛泽东有别于史上帝王坐龙庭的君临天下方式,以免对手把自己关在深宫内。不同于在最高层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泽东不乏逢迎之徒。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不要说找不出可以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吴佩孚、阎锡山、唐继尧之辈,也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滥竽充数,阿谀奉承,上揣圣意,下欺草民;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的高产田,可以收缴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扔进小高炉炼出铁疙瘩。历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们全都干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因此龙颜大悦,自我感觉带领六亿民众,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三年大饥荒,饿殍三千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终于愤起直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更是感慨: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被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此言已经有了请毛泽东下台的意思。但这恰好是当做不当说的事情。比起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几近幼稚。

由于刘少奇说出了众人许多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威望鹊起。事实上,此刻最该说话的,也就是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不过为时晚矣。庐山会议是让毛泽东低头的最好时机,三年过后发难,虽然灾祸事实更具说服力,但政治斗争之水早已被毛泽东搅浑。各级官僚心有余悸的,并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祸,而是彭德怀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贱民。再加上刘少奇自己都怯于公开直面毛泽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承认那场灾祸党内高层人人有责,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浑身解数以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很难对照出毛泽东如何无能、理当下台。

刘少奇是个颇有儒商气质的共产党领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其说是在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不如说是在重复孔儒伦理。刘少奇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是因为很早就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一直拥护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指挥不当、要求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在抗战期间支持毛泽东消极抗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毛泽东一起,与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对峙,到在党的“七大”上与毛泽东结盟,成为党内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代表苏区武装斗争,刘少奇代表白区地下斗争。也是在“七大”上,刘少奇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且写进党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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