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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一)

上篇: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一、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的一呼百应。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他的预言在当时以至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中,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6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地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60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被全然边缘化: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60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80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80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起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阙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借口。

所谓话语阙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桎梏。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宋教仁的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竟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侯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至于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不仅从来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他都始终没有弄明白,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共产党的笑话。

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阙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后,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摸来摸去,摸出了“六四”开枪。

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道;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后,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侯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后,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后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后来共产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产党当政之后,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侯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

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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