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头小贩由来以久，而街头小食如咖喱鱼蛋（鱼丸）、鸡蛋仔等亦都成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自1970年代开始，政府不再发放街头熟食小贩牌照，小贩文化也随之日渐式微。
香港年初二凌晨爆发严重冲突，警方向示威者喷射胡椒喷雾、向天开枪示警，示威者则以砖头回击，在街道燃烧杂物，情势一发不可收拾。这场旺角骚动，可能成为香港政治的一个分水岭。
事件导火线源于政府人员——包括食环署职员及警方——于新春期间向售卖熟食的无牌小贩执法，驱赶他们。一些市民及“本土派（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组织成员到场声称保卫小贩，与警方爆发冲突，情景非常混乱。
小贩与“本土派”
香港街头小贩由来以久，而街头小食如咖喱鱼蛋（鱼丸）、鸡蛋仔等亦都成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自1970年代开始，政府不再发放街头熟食小贩牌照，小贩文化也随之日渐式微。
不过，长期研究香港小贩政策的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专任导师梁志远对BBC中文网说，以往新春期间，一直都有“潜规则”，政府人员在处理街头小贩上会比平时稍为宽松。
梁志远说：“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年初一至三，大家都休假，中国人免伤和气……过年有一个机会，大家享受民间小食的特色。”
但这种执法人员宽松处理的做法自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结束后发生了改变。梁志远说：“去年（农历年）打压桂林夜市（九龙深水埗区桂林街夜市），当然他们（官员）的讲法是收到投诉，加强执法后，冲突亦变频繁。”
今年，早于农历大年廿九，政府执法人员就开始在绝大部分地区驱赶街头小贩。梁志远形容，这是全面取缔执法，中间没有缓冲空间。
梁志远形容小贩议题已成为“火药库”。他补充说，“政府低估了现在香港的社会政治气氛，（小贩）已变成本土议题……强压的话，后果将不能估计。”
至于香港“本土派”组织关注小贩问题早已有迹可寻，其中“本土民主前线”在去年农历年也曾参与支持小贩的运动。
据媒体报道，当时“本土派”成员与政府执法人员曾起口角，亦有辱骂他们，造成冲突。不过，“本土派”成员后来也参与收拾垃圾，清理街道。
“本土派”成员认为，香港的本土文化正日益受到侵蚀及打压，而街头小贩正是其中之一的象征。
小贩与贫富悬殊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分析说，在发生旺角冲突当晚，有不少人是响应一些团体的网上号召，到旺角示威。
他说，“起码有部份成员非常不满政府所谓贫富悬殊、甚至他们认为官商勾结的政策，包括对小贩的政策。”
以往，香港有为数不少的小贩在街头摆卖，是社会流动的其中一个阶梯，亦是社会最低层的一个谋生方法。政府一直指小贩卖卖的食物不洁，或者阻塞交通。但也有人认为政府打压小贩，是为了保障地产商、业主的利益。
根据统计，在香港约720万人口中，其中大约96万人为贫穷人口，而香港坚尼系数（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数）也一直居高不下。根据2011年数字，香港坚尼系数达0.537，远高于0.4的警戒线。而美国中情局出版的<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也显示，香港的贫富悬殊的严重程度位居全球排行第12位，而前11名主要是非洲国家。
社会深层次矛盾
虽然旺角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是小贩纠纷，但造成冲突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事实上，自2014年争取香港更大民主的“占领中环”运动以失败告终后，香港社会表面上看似重归平静，但许多内在矛盾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处理。
“占中”运动后，北京与特区政府都未有向示威者作出任何让步，不少人认为他们必须改变抗争策略。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名说：“年轻人越来越相信，非暴力抗争无效时，遇到他们觉得离谱、不合理的情况，他们容易被强调直接行动的本土组织所呼召出来，有可能使用武力。”
另外，成名还认为，“占中”运动结束后的一年多，冲击香港人核心价值的事件不断发生。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是其中一例，而特区政府强推预算超支的高铁工程等亦是一例。
前香港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曾在2014年11月预言说，未来两年香港有机会出现暴动，现在看来，这一预言几乎成真。不过，王永平指出，初二凌晨发生在旺角的冲突，还属于地区性，尚未到暴动的层次。
王永平说：“用砖头去掷，当然暴力，放火当然也是。但他们未有冲击商店，我觉得‘骚乱’比较合适。”
王永平指，从香港政府角度来看，执法是无可厚非，但政府管治需要在权威及民意之间取得平衡，不能只以硬碰硬。执法人员在新春期间向小贩执法，与民情违背，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除了小贩以外，王永平指出，更深的问题是政府对反对声音视若无睹。王永平说，香港特区政府现时不理会反对声音，并假设“沉默的大多数”是支持政府，这是危险做法。王永平说：“假如他们强烈支持政府的话，他们会表态。”
他以特首梁振英委任李国章为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一事作例子，多达九成七港大旧生投票反对李国章出任主席，但梁振英最终仍然坚持已见。
香港大学或中文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特首梁振英自2012年上台后，民望一直徘徊低处，长期处于不合格水平。
历史例子：1967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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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暴动
1967年暴动是香港开埠以来的最严重的暴动之一，不少人亦将旺角冲突与1967暴动相比，其中经验或可供参考。
王永平说：“从表面去看，很简单，文化大革命来到香港，不受控制，冲击殖民地，依法执法把暴徒全都逮捕，问题就解决了。”
港英政府当时也有追缉1967暴动的参与者，但后来亦作出反省，推出一系列改革争取民心。
根据香港史学者高马可（John Mark Caroll）著作《香港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1967是香港管治“重要的转折点”，当时港英政府更加关注市民大众。
麦理浩于1970年代初成为港督，当时推行免费教育政策、成立民政处，以了解民情、及推行更多社会及劳工法例。
特区政府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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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已经界定为旺角冲动为“暴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亦作出类似言论。
香港特首梁振英已经界定为旺角冲动为“暴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亦作出类似言论。她说：“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示威行动，这个是一个暴乱的事件，我们看到似乎是有组织地，亦不断去冲击在前线执法的警务人员。”
她还说，“这一件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乱事件，不要再找任何的借口为他们去掩饰，包括说是一件小贩管理事件，或者是一个政府管治的问题，甚至说是过去政改期间非暴力的‘占中’得不到结果，现在便无可避免出现这些暴力的行为，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借口来的，亦不要再为一些很小撮的年青人去采取这些暴力的行动作掩饰，社会是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今次的事实真相是一件应该我们整个社会共同谴责的暴乱事件。”
经过一晚的冲突，香港特区政府会否检讨成因及如何处理后遗症，尚待观察。
1967年暴动造成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土制菠萝（炸弹）遍地。如斯暴力场面会否重现香江？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不小心处理旺角冲突，正如王永平所言：“可能这只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