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的群众参与。这种广泛参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众依据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斗争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毛泽东将之戏称为“全面内战”。如何理解这场“全面内战”，无疑是理解文革的一个最有趣、也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然而，“没有理由”的事情毕竟发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比赛革命的革命》（1996年）一文里，我提出：“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我想，这种观点很可以解释文革中造反派的分裂与内战。
造反派为什么要闹分裂、打内战，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地步？按照当时流行的解释，其原因无非是以下三条：一是走资派的幕后挑动，二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捣乱破坏，三是造反派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先讲第一条。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因此，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总是把账记在走资派头上，这是当时的一个惯例。造反派打内战，每派都宣称对方组织是被走资派所操纵，扬言要揪出对方的“黑后台”。可是，大凡被认作走资派的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去操纵群众组织。唯有最上层以及那些受到上层保护、或多或少还享有无产阶级当权派美称的干部才可能插手群众组织间的派别斗争。一般来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两大派都有后台。除了中央文革到处插手外，地方上的实力派（即那些在中央有保护者和支持者的当权派）也不甘寂寞，尤其是军方。军方的立场并非一致，地方军区的立场和野战军的立场就常常不一样。群众间的派别斗争常常反映了上层各派的权力之争。只不过这里所涉及的后台或上层往往并不是所谓走资派，并不是所谓刘邓黑司令部中人。相反，在两派恶斗不休的地方，恰恰是因为双方的后台都红都硬。上层的斗争相持不下，下面的斗争也就没完没了。
再讲第二条。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文革中群众组织打派仗，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抓对方组织中的“坏人”。人们发现，要证明对方的路线、观点有什么错是很不容易的－－那常常有赖于中央直接出面表态，因此，要打压对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对方组织中抓出几个“坏人”。不过这种办法的效果也有限，因为各派出于自保，总是主动地把那些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其他问题的人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每派组织都有一批政治极端分子和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这种人在激化两派矛盾中起了很大作用。可是依照当时的标准，要对这种人落实“坏人”的罪名也很不容易，再加上本派的偏袒保护，因此，群众组织间互相抓“坏人”，到头来坏人没抓出几个，只是更增加了双方的敌意而已。
有一派文革研究者提出所谓“社会冲突论”。他们认为，文革中群众的派别分化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前在群众中存在的潜在冲突。由于人们在文革前的政治地位不同，因此他们对原有的那套政治秩序的态度也就不同，故而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同。社会冲突论主要是用来说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化，极少用来说明造反派内部的再分化。这无疑是该理论的重大缺陷。乍一看去，用社会冲突论去解释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似乎也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在造反派又分裂为两大派的地方，总是有一派稍温和，一派更激进；而在更激进的一派里，也常常聚集了更多的原先政治地位较低下的人。这似乎证明了在文革前政治地位越低下的人，对原有的政治秩序越不满，在文革中越是会参加造反派，在造反派中也越是激进。不过，我们若是认真考查造反派两大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推论其实未必靠得住。
以成都地区为例。早在1966年的11∙13大会上，川大八二六就以更激进的姿态从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分裂出来，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川大的造反派，就其成员构成而言是和成都其他高校的造反派有着重要的区别呢？你也许会说，川大是综合性大学，所以它的学生思想更活跃也更激进。可是，为什么北京高校中最激进的却又是属于工科大学的清华井冈山呢？可见，造反派分成两派，本来是和他们的成员构成没有什么关系的。假如说到后来，在更激进的一派中聚集了更多的原先政治地位低下的人，那主要也是派别分化本身的结果，是运动进程的结果。川大八二六既然以更激进的姿态向红成挑战，它希望“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它需要争取更多的人到自己一边，所以，它就比红成更愿意支持那些原先被运动所排斥的人起来造反，从而也就把更多的政治地位低下者收到了自己门下。1967年2月初，八二六派冲击成都军区，其后军方出面镇反，锋芒所向，不只是参加过冲击军区的八二六和兵团，而且还扩大到其他造反派，尤其是那些所谓成分不纯的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八二六翻身，先前一同遭镇压的那些成分不纯的造反派也跟着翻了身，于是，许多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依到八二六的旗下。在运动进程中，激进派和社会地位低下者再一次落入共同的处境，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两者的结盟。社会冲突论把原政治地位低下者更多的进入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一事完全解释为他们的主动选择，其实那主要是形势演变和他们被动选择的结果。
照我看来，造反派闹分裂、打内战，其源盖出于竞争，出于比赛革命。
我们知道，造反派闹分裂，大抵都发生在联合阶段，或者发生在1966年秋，各造反组织成立全市性的统一司令部；或者发生在1967年一月风暴，各造反派开展联合夺权；或者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中央号召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这就是说，越是在要求联合的时候，反而越容易产生分裂。
道理很简单，一旦要联合，免不了就要提出席位问题、名次问题、主从问题。这就引出麻烦了。有的组织自恃劳苦功高，企图在联合中占据首席，不料引起其他组织反弹，后者联合起来反倒排斥了前者，前者便脱离联合独树一帜。有的组织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资本可以在联合中当老大，但又不甘心让别人站在自己前头，于是就找个理由和对方分道扬镳，从而形成两派对峙的格局。红卫兵成都部队是成都高校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川大八二六本是其中之一员，当时的红成总部第一把手是由实力弱小的中医学院的造反派领袖担任。扶弱往往是为了抑强，那很可能是几个较强的学校彼此不买帐，又唯恐某一强者占了主导，显得自己落了下风，于是干脆把第一号位置让给了平庸之辈。在11∙13大会上八二六宣布造红成总部的反，我对11∙13大会的内幕不知情。事后想来，我疑心八二六造反的深层动机是他们自以为是大西南高校之首，因而对自己在红成中的地位不突出（说不定有时还受排挤）早就心怀不满。我还疑心像八二六这类造反派中的激进派未必都是因为激进才分裂，恐怕有不少倒是因为要分裂才变得激进－－分裂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嘛。整个文革的气氛是宁左勿右，所以分裂出来的一派大多都以更激进的面目出现。当然，一旦你扮演了激进的角色，以后的戏就得接着唱下去，到头来连你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激进而分裂呢，还是因分裂而激进。
纵观造反派内战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保守派势力较大的时候，造反派的内战－－如果发生了内战的话－－相对不激烈，造反派显得比较团结。在保守派衰败之后，造反派的团结就会破裂，内战就会爆发，就会升级加温。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上述现象很难得到解释。按照当时的理论，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路线斗争不可调和，所以两派必定要斗，而且必定斗得十分激烈。造反派之间的分歧是大方向一致之下的分歧，所以彼此不该斗，就算斗了也不该斗得那么凶狠。用社会冲突论来解释造反派内战也有同样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文革理解为比赛革命的革命，那么，上述现象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大敌当前，造反派需要和保守派一争高下，其内部矛盾便隐而不显。一旦老对手被打垮，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就尖锐化、公开化。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争当核心，实际上是比赛谁个更正确，谁个更革命。这种竞争比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竞争更不容易解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时，中央可以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批评保守派，这就等于宣判了斗争的胜负结果。可是，面对着两支造反派队伍，中央很难只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很难给出胜负的判决，而造反派们又没有一种公认的决定胜负的竞争程序。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两党竞争是通过周期性的选民投票来裁决胜负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却并没有采纳这种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内战势必旷日持久。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是讲的“应然”，“实然”的情况则往往是“冤家易结不易解”。内战的时间愈长，两派间积累的矛盾和敌意便愈深，故而其争斗也就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