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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香港政治禁书:中国出版管控之果

最近,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位书商的失踪,成为香港与国际社会关心的大事件。他们“失踪”的时间、地点、方式都不同,但让他们“失踪”的力量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角色:中国大陆的“神秘部门”。外界的关注焦点是:这五位书商究竟出了什么犯忌的书,使中国当局将他们“逐个捉”?据知晓内情人士透露,原来是出了一本《习近平的情人们》。

政治禁书为何在香港发展成一个产业

香港人对这类书的定义非常精准:政治八卦,是政治禁书中的一个主打品种。

从90年代开始,政治禁书大行其道。此前,香港《争鸣》杂志独领政治八卦之风骚。所谓“政治八卦”,指杂志文章所载消息与政治有关,从严肃的到不严肃的,品种俱全,特点是真假难辨。直到90年代,《争鸣》终于有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明镜出版社开始出版各种政治书籍,风格与《争鸣》相同。其中最负盛名的大概是那本《中共太子党》。这类杂志与书籍,就成了去香港的大陆游客带给内地亲友的“伴手礼”。

除了《叫父亲太沉重》,即艾蓓假托自己为周恩来私生女的这类八卦极品之外,香港还是出了不少严肃的政治禁书,比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我那本《中国的陷阱》在中国两年间旅游了13家出版社之后,无法问世,也是在香港先出版。这些严肃的政治禁书,我不但看,还会推荐给其他朋友,曾经买过不少送给内地朋友。等到深圳地下印刷大量印制这类书籍并由外来工在酒楼以三四十元人民币的低价兜售时,我因此节约了不少购书费用。

但有些书明显属于政治八卦类,我本人虽然兴趣不大,但也了解这类书远比严肃的政治禁书更受大陆客欢迎。曾有人看过之后疑惑地问我:那是真的吗?你如何判断是真是假?我的回答是,一是看作者是谁,比如李志绥这类作者,身份所系,多年在毛身边工作,其《回忆录》叙事可信度较高。高华是多年研究党史的学者,《红太阳》是其厚积薄发之作,是史学良品。二是从书的类别来看。情色一类属于八卦,不必当真。对一般读者来说,最难判断的是严肃题材的政治八卦,这我也有标准,我相信“细节中见魔鬼”这句话,比如某篇文章说中南海的元老们为某大事争论吵架,从语言、面部表情直到肢体动作,维妙维肖,仿佛作者就在现场,因为“听壁脚”是看不到表情的。这样的情报如果是真实的,一旦泄露,中共当局想抓人,只要排查在场人士,有多少都捉了去。因此建议他们就当作阅读地摊文学。如果做当代史研究,恐怕没有学者会将这些书籍杂志作为资料来源。

公平地说,政治八卦成为香港出版业一大主流,不能完全责怪香港出版界喜好八卦。假如没有人为这种政治八卦买单,政治八卦与政治禁书就不会成为一个行业了。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至今仍然严控舆论,出版业、媒体无不沐浴着党的阳光。因此,中国大陆客将阅读香港的政治禁书当作一条了解真相的途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需求创造供给,是大陆客对政治禁书的需求创造了香港出版业这一行业的繁荣。

这种政治八卦成了香港书业的一枝花,还有几个原因。一、政治类书籍中的严肃好书,得遇上好作者,那都是十年磨一剑的慢功夫,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及前面列举的书籍,都是可遇不可求。二、中共想方设法努力消灭香港那些严肃的政论杂志。1990年代,香港还是有好几种严肃的政论杂志,比如原《文汇报》副总编程翔及同事刘锐绍在六四之后离开报社办的《当代》杂志,李怡的《九十年代》等。这些杂志登载的文章还是相当有质量水平,只是读者多是学者与文化人,市场销路远不如《争鸣》。但即使这样,中共仍然容不下这些杂志,用切断资金来源的办法让其消失。比如《当代》杂志的资助人在大陆有投资,为了利益不得不按中共的要求,断绝对《当代》杂志的资助。三、“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商界大佬为了迎合党的要求,不少人进军传媒业,自觉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先驱部队。

以上三原因的挤压,使得香港的新闻出版自由集中体现在政治禁书的出版上。这些出版社大多是家庭式的,努力压缩人力及经营成本,通过市场化艰难生存,发展至铜锣湾书店这种规模实在不易。

2009年以来的中共权斗为政治八卦提供了素材

从2009年开始,香港政治禁书出版迎来“九七”以后的黄金时期。十八大前后,为争夺最高位置的权力斗争白热化,在以周、薄(背后是曾庆红与江泽民)为一方,以习、胡、温为一方的权力斗争决战中,周(曾)一派因为工作关系掌握了习温等各种不利把柄,通过向境外媒体提供内幕消息的方式,曝光了对方家庭不少故事,著名的有《纽约时报》曝光的温家财富故事,习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资产。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所公布的那份《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堪称世界新闻史上一大事件,那里面除了江泽民、周永康、曾庆红等少数几家子弟的公司未列名其上,习、胡、温、邓、李等五家新老政治局常委与其他上百位中共高干子弟公司的资料均列于其上。

李鹏家族的故事并非属于政治八卦,大都实有其事。2014年2月27日,广州《时代周刊》刊发文章,指出“三峡沦为私人订制的牟利机器”,“个别退休老领导”经常插手三峡工程事务,国内媒体纷纷转载,还指出退休老领导就是李鹏。3月9日,香港《亚洲周刊》登出封面文章《李小琳王国的离岸公司揭秘》,金钱加情色,吸引大量眼球。从《时代周刊》事后无人受惩这一迹象可以判断,这就是“有关部门喂料”,意在给李鹏施加压力,促成三峡集团顺利换帅。此前有2001年11月24日国内《证券市场周刊》刊发的《神秘的华能国际》,该文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儿子李小鹏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大陆三地上市,再加上李鹏次子李小勇当年新国大期货诈骗旧事,足可以集成一部李家财富故事内幕大全。

国内媒体不知出于何方授意,这段时期也都“正面”报道红二代的踪迹,比如《央企高管中的红色后代:保利名誉董事长系邓小平女婿》(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6月3日),文中列了一批包括毛泽东侄子毛远建、李鹏女儿李小琳在内的特殊身份高管。人民网2014年12月22日发布《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列出以张又侠为首的共27名有所谓“红色背景”的军方将领,每位将领的出身,其父革命业绩均列得清清楚楚;其时正是习近平整军集中力量打击郭徐势力之时。

香港媒体名人程翔在接受雷霆881电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节目采访时,曾分析有关铜锣湾书店负责人被秘密抓捕的原因。他指出铜锣湾书店客源主要为内地人,每年可有千几万生意。他曾亲见有客人买数箱内地禁书返内地,程翔认为由于香港有出版自由,便成为内地官场内斗、权力斗争的延续,内地不同派系利用香港出版对对方不利的书籍。程翔所言,确实是2009年以后香港政治禁书的出版状态。

政治八卦书籍的始作俑者是中共自己

上述这些海内外英中文媒体的所有内容,都成了香港禁书的丰富素材,出版者只需琢磨一个惊耸标题,这些书就深受大陆游客喜爱。结果是忙煞了罗湖海关的检查人员,尽管当局全力以赴,总有不少禁书成为“漏网之鱼”,成为大陆某地一传十、十传百的传阅率最高的读物。对此情况,中国当局其实无法可想,如果想辟谣,恐怕得列入国家级重点课题,成立一个研究院,最后发展出一门专门学科。但其研究结果出炉,估计只有一个结果,刺激大陆客更高的购买香港禁书欲望。

如果对这类香港政治八卦书籍溯源,恐怕中共得承认一件历史史实,即中共本身就是这类政治八卦的始作俑者。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曾遭到中共在香港地下党员受命炮制的两本书的大肆抹黑。这两本奇葩作品,年过50的中国读书人大都看过。一本是《金陵春梦》,作者唐人,真名严庆澍;一本是《侍卫官札记》,作者宋乔,真名周榆瑞。这两本堪称香港政治八卦书籍的鼻祖,骗得一众大陆人相信了蒋介石原名“郑三发子”,以及书中种种八卦之事。

综上所述,如果要追究罪魁祸首,那就是中共自己:一是管控舆论,为香港政治禁书提供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二是让自己的内斗故事为香港政治禁书这一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三是内斗双方利用了香港新闻自由特点,出版书籍抹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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